2015年8月11日 星期二

台湾这八年来到底失去了什么?(內文為簡體不喜勿看)

2015-08-08 周鑫 澎湃新闻
周鑫|文
从2007年以来,我曾经五次访问台湾。第一次去台湾时,我正在香港工作,很自然地以为台湾人应该和香港人差不多。但是,当我一踏上台湾的土地,就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首先,台湾人受过精致的民主训练,公民意识极强,毫不夸张地说,在华人世界里属第一。一次我采访一个台湾的小学生,问他什么是选举,这个才十一岁的孩子的答案是:“少数服从多数,多数尊重少数”。说老实话,这后面半句,在其他华人地区,即便是政治人物也不一定说得出来。就这一点,我觉得台湾对于民众的政治训练绝对是世界领先的。第二,台湾是一个高度开放与包融的社会,最令我惊叹的是,于我居住的台北喜来登酒店,正好可以见到前往“总统府”包围陈水扁的人群,但是途经这一路线上班的人却可准时抵达公司,不受干扰,彼此不同政治意见,可以在民间如此充分协调,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,事实上日后看来也确实很了不起。第三,台湾的公务员团队素质极高,我一度认为香港的公务员素质不错,但是当我在台湾体会了与台当局对外交往、宣传、文化及台北市政府的官员打的交道之后,发现香港公务人员过于匠气,而台湾的公务员团队,则在严肃认真清廉之外,不乏高度的灵活性。


我当时供职的上海电视台(东方卫视),照理说是不能前往台湾进行采访报道工作的,因为当时由台湾新闻主管部门批准的可赴台的大陆媒体,只限三四家大陆中央级媒体。但是,负责审批我赴台采访一事的一位台湾驻港官员,在与我仅仅一次面谈之后,即表示“周先生,我一定会让你成行”。由于采访任务紧张,他们来不及将我的证件送回香港,于是竟然安排一位负责外事的“新闻局”官员在台北桃园机场的出入境检查站等我,待我抵达之后,将证件送出,供我通关。此事令我印象极深,要知道这时还是陈水扁在台上,两岸关系还非常一般呢,这说明台湾的主管官员在弹性执法、办事方面,完全不小家子气,大气开明!

随后,2008年我又赴台采访陈云林;2009年新年之即,我又在台湾守候大陆一对熊猫在台北动物园安家。可以说,每一次都有风雨,示威、游行、抗议或多或少都有,但台湾有关方面均可以处理得妥帖得当。一次我深入绿营包围陈云林用餐酒店人群采访,身边有不少人看到我手持的话筒,有认识的就说“这是大陆电视台的”,当时我还有一点紧张,但是,一个多小时的拍摄,我们不仅未受任何阻挡,相反当我告诉人们我采访结束要前往台湾东森电视台传片子时,人群居然立即让出了一条道路,让我们可以顺利离开。我一边离开,一边激动地想,这片土地太有希望了!

但是不久之前,我再次访问台湾,除了一丝心酸之外,总是涌在眼前一个词:萧条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感觉台湾的人口在不断减少,台北大型百货公司里的顾客比起八年前明显稀松了起来,那些曾经塞满人流的特色街道里,除了略显突兀的大陆旅行团外,人也不多;到了台中、高雄就更是如此,热闹的只剩下那些高高飘扬的各种竞选旗帜,而这也更显示出了城市的冷清。根据台湾中研院的报告,台湾已经成了一个老年化加外流型的社会,并且还有非常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,男少女多就是一个特征。我认识的台湾好朋友,大多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政治精英,他们均选择了在台坚守,但是他们对于台湾经济的前景,却并不看好。一位台湾的经济学家对我说,如果将台湾仅比作大陆的一个省级行政单位,GDP总量甚至不如大陆中部的河南省,被一直仰视台湾的福建省超过也很快了,台湾在经济上不仅奇迹不再,而且连常态都不见了。他说的是实情,8年来,台湾经济鲜有起色,基本上快落到了倒退的边缘。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,台湾的GDP与大陆的河北省差不多,居然落在河南之后,假设有一个排名的话,她只能在省级行政单位中,排到六七位的样子。1990年时,台湾的GDP大约可以占到大陆的三分之一多,而到了2014年,台湾的GDP大约只有大陆的5%。但这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。

由于我长期在媒体工作,台湾的同行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、交流的对象,而这些年来,台湾的电视行业的制作质量,可以说已经彻底崩塌了。娱乐节目全线溃败,像胡瓜、张非、小S、王伟忠等等等等人的名字,全成了回忆、或者成了广告,因为他们的节目已经看不下去了。动不动上亿级人民币制作的大陆综艺节目,已经全面超越了台湾当地电视台的制作水准。一位台湾电视台的总经理对我说,这已经不是今天赶不上的问题,而是永远也不可能了。出于研究台湾媒体的需要,我一直有收看台湾电视新闻的习惯,而现在台湾的电视新闻里,理性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少,情绪化的、过激的、极度民粹的、离奇的语言比比皆是,电视新闻制作人们似乎已经不在意把一件事说清楚,而只是在意把它说激动了。记得2003年时,《宋美龄》纪录片的导演来沪交流,同为电视工作者的我们在看完一集节目之后,纷纷起立鼓掌致敬。而现在,在台湾的电视频道上,已经见不到这样的节目了。台湾同行告诉我,没有办法,收视压力太大了。这一切,让人感到经济的肃杀正在让文化凋零。

2014年,我去佛光山拜晤星云大师,大师正在被反核人士围剿,我问大师,是否太多地关注了政治,大师说人还是要讲道理的啊。是啊,人是要讲道理,但是台湾讲道理的成本似乎被耗尽了。台湾的大企业基本都将生产中心、经营中心甚至金融业务都迁出了台湾,最近这些年连人才储备也建在了台湾以外的地方。台湾的精英人才以往会在大陆的台资、外资企业工作,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大陆的民营公司里工作了许多年;以往在我喜爱的一个中天电视节目《台湾脚逛大陆》里,台湾人在大陆的中西部省份工作的还不多。而现在,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也参加到了李克强总理提倡的“大众创业,万众创新”的热潮当中。过去还有一个有关台湾人在大陆的人口统计,而今这个统计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。因为有很多台湾人即使没有办理太多证件和登记,他工作的重点也是大陆了。最有意思的是,2012年以来,大陆警方已经与台湾警方发动了多起联手打击台湾黑社会的行动,看来连他们的业务也要重心转移了。最近大陆的股市大起大伏成了全球热点,但反观台湾股市,这似乎已经是个被淡忘的地方,已经很少听到什么台交所的新闻了。很多台湾人把这一切归咎于马英九及其政府,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,但肯定不是问题的全部。

以经济学的维度观察台湾,台湾经济在过去八年间,最大的问题在于开放性不足。两岸三通实现之后,不管各方力量怎么看、是不是愿意,台湾已经被架上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。照理说,台湾完全可以凭借全球领先的社会保障体系、民主政治、人才优势,在其中博得先机的。但是,事实却非常无情。举一个例子,2009年,我们采访朱立伦时就曾经呼吁自由行,朱立伦虽然认为对,但当时没有表态。这代表了台湾政治人物的一个矛盾心态,有关大陆的事,我不能先说,以免成为靶子。后来自由行成功。但以经济动物的角度,自由行绝不单单是一个旅游问题,它应该是一个资本项目开放,甚至是一个移民项目开放的问题。自由行之后,我们预计的应该是开放大陆民众在台购买不动产,甚至开放移民。台湾与香港不同,拥有巨大的吸引大陆资金和人才的潜力,可以说,假如台湾可以在2009年开放以上两者的话,一则大陆民众不会挤爆香港,二来台湾的地产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将被激活。台湾土地房屋私有化程度极高,民众个人及相关行业均会从中受益,资金与人才的流动将会掉头回流台湾。但是,这种声音在台湾很弱,而且一旦出现,皆被批倒批臭。回过头来看大陆这一边,三通之后,大陆对于台湾人居住、工作、旅行的限制几乎为零,甚至由于大陆长期以来对于台湾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的超国民待遇,台湾人在大陆工作,还可能在工资、职位上被高看一眼。不久前在反腐中落马的南京市长季建就曾经说,自己在昆山工作时为台商端洗脚水。与此同时,台湾企业也是哪里有钱挣就去哪里,我们看到2008年三通实现之后,不少台湾企业放弃台湾市场的行动更加彻底了。企业在出走,对台湾最有兴趣的陆资又入门不得其法,接下就只能是人才的外流。这已经成了当今台湾社会的一个死局。但是在一个民主政体下,现在的马英九及其政府是无力挽回的。而且,在主流民意不转变的情况下,下一届政府要改变这一切也非常困难。

蒋经国先生是我最尊敬的政治家,他启动台湾经济起飞的按钮就是开放,从经济开放,到政治开放,最终不惜放弃蒋家王朝乃至整个国民党的在台统治。但是,就如阿伦特所言,民主政治亦有其阴暗面。任何力量均可以以民主为名,无需任何成本的煽动民粹,杯葛政府;这一方面是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都要付出的代价,另一方面,也是台湾社会走向真正成熟民主社会真正的挑战。眼下,台湾社会又将面临一次新的选择,无论谁将当选,前面的路都将充满风险。但是,你们的风险不会有当年蒋经国先生的大,他既然有如此之大的勇气将这一切交给你们,你们为何不能做出真正有担当的选择呢……

祝福台湾,天佑宝岛!

沒有留言:

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, Blogger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