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正以他們的財富,給了全世界試煉靈魂的題目。
近距離的台灣,這場試煉尤其深刻。
Judy是一個我在花蓮認識的年輕人。
Judy沒有讀大學。她是台中人,因為父母早逝,才來台北工作。她想學做西式甜點,於是進了一家餐廳,後來去花蓮,在那裡有機緣進入國賓飯店的關係企業做西點,然後又調回台北。
我見到Judy的時候,她正要離開台北回到花蓮,但是打算先去台南住一段時間。
我問她為什麼。
「我自己一直在漂。但是對台南有一種感覺:那裡的人『根』性很強。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美食地圖。所以我想去看看是怎麼回事。」Judy又加了一句:「我也想加強一下英文。可以順便去上成大的課。」
*
這幾年,我一直在思考怎麼比較兩岸年輕人的不同,怎麼歸納彼此不同的特質。我找過各種不同的說法,都不是很滿意。我和Judy談話的那個早上,卻終於找到了。
中國大陸有一句話來形容他們的叢林生存法則:野蠻成長。野蠻成長是中國大陸許多年輕人以及企業人士掛在嘴邊的話。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阿里巴巴的馬雲。
我不是講馬雲從一個杭州的中學英文老師變身為互聯網大亨的過程。我要說的是:當阿里巴巴在軟體銀行、雅虎等支持下壯大,以支付寶而形成超越銀行的工具和現金流之後,2011年馬雲可以在沒有董事會決議的狀況下,就把支付寶劃歸自己另外成立的一家公司。不只雅虎曾經考慮要訴諸法律行動,北京的《財經》雜誌總編輯胡舒立為此還撰文直指其不當。
這個事件,在三方協議,由獨立的支付寶公司支付阿里巴巴集團補償,以及保證未來上市時的現金回報作結。隨著時間過去;隨著阿里巴巴發展得更大,終於在紐約上市;隨著孫正義和雅虎都在這波上市中賺取了巨大的回報,馬雲當年的爭議就被人淡忘,而只剩下他成功的佳話了。
許多人羨慕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,羨慕他們企業家的魄力和策略,應該也注意一下他們在叢林生存法則之中野蠻成長的過程。
歸納起來,在中國大陸之所以需要野蠻成長,或者說野蠻成長之所以能大行其道,其根本原因,在於他們社會在人的基本權利上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空間。你要在那個社會裡獲得基本的安全感,得一路過關斬將,不惜代價地成長,直到確認自己成為人上人之後,才能比較確保有足夠的財富、人脈來保護自己。
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,使得人不能不積極向上,努力奮鬥。而一旦能在十三億人口的競賽中脫穎而出,其出色非同小可。而一旦他們的經濟起飛,大量商業機會湧現,和這批出色人才互動出新的化學變化,也非同一般。人人因機會的湧現而乘風直上,乘風直上的人又會刺激、帶動、連結出新的機會。
但不論你的財富累積多少,不論你多麼人上人,在那叢林社會中總不免存在不安。對岸向外的巨大移民潮,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。
這也就是野蠻成長的環境與價值。
*
台灣不同。
幾十年來,歷經各種街頭運動、解嚴、政黨輪替,台灣把有關人的基本權利照顧到相當程度,可以說,最少基礎建設是完成了。
不只人權,動物權也被注意,動物權還被細分為陸地動物和海洋動物。而像張卉君做的,她的注意範圍已經細分成海岸動物與海域動物之別。
在這個情況下,前幾年台灣年輕人之所以「小確幸」,而被某些年紀較大的人認為不夠進取,沒有志氣,但其實這些年紀比較大的人應該換一個角度來看:正是因為我們社會的基本人權已經完備了,所以我們的年輕人也少掉了必須踩在別人頭上成長的動機與需求。
我們的社會當然還是有巨大的財富分配不均,以及顯著的貧富差距。但差距再大,在人權的層面上,卻沒有差距。你年收入幾億和我年收入幾十萬,在社會上的一切權利都相同。我的收入再少,只要我能過好自己的生活,沒有任何權利是別人可以剝奪的。
所以,我從兩個角度看台灣的「小確幸」。
第一,小確幸可能是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裡遮蓋了年輕人的希望,他們不得不的選擇;第二,也可能是因為這個社會以及個人的權利穩定,使得台灣的年輕人不必有出人頭地的壓力。
相較於對岸許多年輕人必須為尋找生存的機會而工作,台灣許多年輕人則是為了思考生命的意義而工作,這無關於他的財富多寡。
我在和Judy談話的那個早上,看著陽光照在我們的沙發上,突然明白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。
我在北京居住的時候,見過許多「北漂」。這些「漂」,多的是尋求生存機會,要在巨大的、尖銳的壓力下尋求生存機會。
Judy卻不是。她在台灣城市之間移動,不是為了求學,不是為了生存,也不是為了返鄉。她的漂,不同於我過去認識的台灣人,也完全不同於我在北京看到的北漂。
對岸的北漂,讓我更多地聯想到一種在風中的飄蕩。沒有根、沒有依靠,全靠自己努力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落腳點。
而Judy的漂,卻像是在水上的漂。所以雖然她也不知道目的地,也是一路尋找比較好的落腳點,但是始終有道水流在托著她移動。
北漂,有飛揚與蕭瑟的聲音;Judy,則是一種安靜與自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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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的兩岸,不論在血緣、文化上多麼一家親,但畢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。
對岸是七不講的社會。所謂「七不講」,就是「普世價值不要講」、「新聞自由不要講」、「公民社會不要講」、「公民權利不要講」、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」、「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」、「司法獨立不要講」。甚至,記者報導了「七不講」都要被判刑七年。
相對地,台灣卻沒有什麼不能講。除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之外,其他六講每天都在講。也是這些講,催生了我看到的風起雲湧的年輕人的公民行動。
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體制,必然會培育出完全不同的面對機會、生存、成長的心態和方法。
對岸在過去二十年,尤其是近七年間,締造了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經濟發展奇蹟,也把國力提升到叱咤全球的層次。
我經常聽到人們在談到對岸種種的時候,流露出的羨慕、焦急、感嘆,甚至拿對岸來對比的時候,對自己的社會、政府、掌握資源的人、對未來沒有企圖心的年輕人有諸多不滿。
也有人相反。講到對岸,則完全不屑、厭惡,或者即使提起來也是不值一顧。
我們社會裡有急統與急獨之別。我覺得急統和急獨都是用哈哈鏡在看對岸。
急統像是凹鏡,把對岸扭曲到只剩下大的、美好的影像。
急獨像是凸鏡,把對岸扭曲到只剩下小的、凶惡的影像。
但事實上,我們不該用凹鏡,也不該用凸鏡來看對岸。
用凹鏡來過度美化對岸,可能連自己是誰都忘了。
用凸鏡來過度妖魔化對岸,可能人家邀請我們的年輕人去個四五天的旅遊,就可以為他們「平反」。
我們需要用的是鏡子。一面能真實反映對岸現實的平整鏡子,也是一面可以藉由兩岸的對照,而成為我們調整自己的鏡子。
*
用統獨的議題來看兩岸,是把我們自己的機遇看得太小了。
中國經濟崛起後之於全世界的情況,是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。
從沒有一個國家,如此懂得西方世界的經濟語言融入西方的自由市場,卻又和西方世界的許多基本價值觀如此不同。
從沒有一個國家,從政府到個人,挾如此巨大的財富,為世界各國所歡迎,卻又戒備。中國一家公司的員工旅遊到法國,其人數及可能的採購力,使法國外交部長親自接見老闆。帛琉因為中國觀光客過多而決定減少班次,到目前為止則是例外。
你到底要為中國帶來的或預示的財富而折腰多少度,是全人類靈魂的試煉。
台灣,距中國如此之近,和中國關係如此之密,這種試煉當然更大。
今天,每個行業,我們都會看到有人說對岸是台灣唯一的希望,或者不與對岸來往台灣就看不到希望。甚至,我們政府都因為經濟沒有出路,而指望起由對岸來拯救我們的經濟,把我們應有的安全考量都放在一邊。
也不只政府如此。大家都知道,台灣雖然降雨量豐富,卻正走向無水可用之境。但就在保護水源是如此重要課題之際,近年來為了迎接陸客,「位於水源保護區的飯店開發案卻一個個送進環保署,反而在做破壞水源的事。有的甚至違反法令規定,就賭環評委員看不出來而能草草通過。」長期注意水資源問題的獨立記者朱淑娟如此寫道。
如果我們願意拿對岸當一面鏡子,那麼除了急著賺對岸的錢,更應該學習對岸在野蠻成長中呈現的企圖心與生命力。
活動通的謝耀輝,在那天和我談了四個小時之後,還寫信補充:
中國大陸幅員遼闊,每個地方的特色不太一樣。大家普遍都會在這邊感到步調節奏很快,例如北京是網路創業最發達的城市,這邊存在太多的應用天天都冒出來,而且每一種服務與生意都不會只有一家在做,這些競爭者還天天盯著每一家廠商,試圖學習並且超越對手,速度節奏絕對比台灣很多地方來得快,由於這邊要出線被關注到的機會太少,所以創業或者就業的人都非常急於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成果,也因此台灣人會覺得這裡的節奏並不是那麼「正常」。
他的意思是在對岸很多時候就是得先加足馬力做新的嘗試、想新的方法、實現新的可能,幾乎很難有時間思考,就是得先衝,因此公司步調節奏都很快。而回到台灣,則是慢慢把事情想清楚再做,因此有時候完成一件事情就要花到比對岸多一倍以上的時間。
「但商場上的競爭,有時候踩對點後比的就是速度。先機加上執行效率往往是勝出的關鍵,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在很短的時間內,從許多方面都能夠很快速地追上世界許多國家的原因。」謝耀輝繼續寫道,「台灣不能只看到他們山寨、抄襲的部分,應該看到這些大陸企業勇敢投資、快速更替、勇於創新、優化精進等等值得學習的一面。」
檢討一下,我們還會發現自己另外一些問題。
一位剛回國的年輕導演在前年籌拍了一個十二分鐘的短片,當年度得了許多獎。後來她在這個基礎上,寫了長片劇本,參加國際創投會議,希望可以募得拍攝長片的資金。
在這個過程裡,她見到了來自兩岸三地及海外其他地區的許多投資者。出乎意料地,真正理解她想要做什麼,以及明白故事價值的,幾乎都是來自香港和中國的投資者。
雖然因為她選擇的題材涉及台灣政治社會的轉變,對岸無法投資,但是他們都急著約她見面,或者馬上要買機票請她去北京替他們寫腳本。一位從電子業轉來要投資電影的中國老闆,為了投資電影,花了兩年時間,每天看五部電影做功課,所以彼此在溝通上沒有隔閡,並且會聽她說故事。
反而是台灣的投資者,最讓她沮喪失望。「我們有很多的創投,因為政府的政策,拿著國家的文創基金在進行投資。但是他們會問各種奇怪的問題。一聽就知道,這些人不會看、也看不懂劇本,平常可能連電影觀眾都不是。」這位新導演說,「但是他們會用投資電子業、醫療、銀行的思維,或是各種貌似科學的數據分析,去討論要不要投資一部電影。他們不關心故事的內容,只關心表面的數字。」
她說自己遇過最機車的例子,是一家半導體大廠設的創投基金副總。「他跟我侃侃而談兩個小時,都在講他對電影的喜好與理解,以及他個人淵博興趣的展現。」然後那位副總說:「我相信妳的電影會成功,但是,你們電影就算票房成功,最多賺六倍,這很多吧。我們投資其他行業例如電子業,十個案例就算失敗九個,我們卻可能因為一個案子的成功,而賺上三十倍。所以,我們對於一部電影沒有興趣。如果妳成立了類似優酷網的公司,我們就會考慮加入。」
這位新導演下了個結論:「我不知道,那他一直邀我去喝咖啡的用意是什麼。是因為這樣,他就可以跟政府報告,他曾經試圖了解、企圖投資文創產業嗎?」
我們也要注意自己經濟發展中過於注重接單、代工的思維,產生了多大的後遺症。我在訪談的過程裡,聽到許多人都感受到台灣社會形成一種不但不鼓勵自有品牌,還打壓自己品牌的現象。
最早,我是有一天和陳季敏與郭英聲喝茶聽到的。他們談自己開發的服飾品牌Jamei Chen所投入的心力,陳季敏說道,「外國服飾品牌的活動新聞,在電視上播出沒問題,但是我們自己國內的品牌就得馬賽克處理,說是不能置入性行銷。」
後來我從訪談過的許多人那裡都聽來同樣的感觸。
鄭國威說,「網路新聞可以說是YouTube如何如何,但是不能說台灣的某個網站名。」
林思吾也表示了類似的觀察。他還特別加了一句:「馬賽克處理本土品牌,卻又保護汽車,沒有處理的公平性。」
張世群則提到這可能和台灣整個社會都有關聯:「台灣對全球所有各國的品牌都開放,但是對自己創造的品牌卻沒有那麼大的信心。」
謝耀輝還有個更細的分析:「台灣人可以支持你用外國的元素來開發給台灣人用的產品品牌,但不支持你去做開拓國際市場的品牌。」
而對這個現象的最佳解釋,還是前頭寫過林思吾講的一段話:「我們政府的政策只看到既得利益者。既有的稅法,根本是逼你當外企,懲罰本土企業。他們完全沒有覺得台灣有做全球化的可能。」
而對岸可不同。從政府到產業到企業,他們一心積極地想要建立品牌,想要走出去的企圖心,人人可見。
我不想長他人志氣,也不想漲自己威風。我要說的是:中國正在以他們的財富,給全世界出了試煉的題目。我們,因為語言、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,受到的試煉會特別大,不能不小心。但是,我們也因為語言、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,在這場試煉中可能產生的收穫也特別大。
端看怎麼善用這面鏡子。
這是對我們靈魂的第一道試煉。
書籍介紹
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, 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
作者:郝明義,現任大塊文化、Net and Books,與ChineseCUBES董事長
我們要敢於和過去不同,敢於和對岸不同,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。
二十年時間將決定我們是滅亡還是新生。
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
責任編輯:鄒琪
核稿編輯:楊士範
我們要敢於和過去不同,敢於和對岸不同,
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。
二十年時間將決定我們是滅亡還是新生。
前國策顧問郝明義直接訪問四位總統候選人。
四位總統參選人接受作者直接的訪問,回答他們準備如何面對政府運作的癱瘓問題:蔡英文(民進黨參選人)、施明德(獨立參選人)、宋楚瑜(親民黨參選人)、洪秀柱(國民黨參選人)四位。(按接受訪問的先後順序)
「會計法送進立法院發現漏字、總統府讓一個精神失常的女人走上五樓、塑化與與食用油延燒的風暴、桃園機場讓活貓夾帶出境、貴婦團阿帕契事件、跨部會拚經濟卻越拚越糟……這許多新聞共同告訴我們的是什麼?」
本書開場,是郝明義寫的前言,說明他寫這本書的源起。然後打開第一章的一開頭,作者就拿出一堆看似不相干的新聞事件,然後歸納出他觀察到現在台灣面臨的最大問題:「政府的運作已經癱瘓,行政已經崩壞。」
身為出版業界重量級人物的郝明義,兩年前因為反黑箱服貿事件「開第一槍」而為人所知。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是他因為抗議服貿而辭去國策顧問一職後,兩年來思索台灣的現實和未來而寫的一本書。
郝明義說台灣已經不只是來到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,也來到了人人都是公民行動的時代,人人都是大推理家的時代──人人都必須推理思考自己社會的問題根源,並加以改善。
全書不但結合了郝明義自己的視野與長期對台灣與兩岸的觀察,他更遍訪各行各業的許多人物,尤其是二、三十歲年齡層的人。全書讀來有他自己的深刻論點,也有像推理小說的線索和布局,一步步把困擾台灣人多年的裡裡外外問題的根源,逐漸揭露。
郝明義說:「很多人聽了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這個書名,都問:我們的四周不就是海洋嗎?難道不是嗎?」
他說:地理條件上,是。但是在心態和認知上,我們不是。各種原因,使得台灣明明在海洋之中,但是卻長期背向海洋;使得我們忘了面對海洋該有的冒險探索,而只固守小農耕作的保守心態;使得我們身處豐饒之中,卻看不清自己的資源,反而一路製造越來越大的破壞,終致深陷困境,甚至絕境。
郝明義說他聽到身邊很多人都對台灣的現狀感到悲觀。他說台灣最近爆發的一個個問題還是小事,最嚴重的是台灣太多積弊和舊習已經快要讓自己窒息。無論如何都到了要變革的時刻。所以,他認為接下來的二十年,將是台灣目睹自己滅亡,但也可能新生的一個關鍵時期。
而變革的基本信念,郝明義認為就是要勇敢:「敢於和過去不同,敢於和對岸不同,敢於從險境中開創未來。」
本書共分三個部分:
第一部:<恐懼的總和>。
作者歸納政治、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沉年積弊,說明為什麼到了即將爆炸的關頭。
這些恐懼起源於:
一,不論誰再執政,都要面臨已經崩潰、無從運作的政府;
二,過於墨守陳規,過於老舊,沒有下一棒的經濟;
三,從經濟活動到房屋,被政府和老一代遮蓋住希望的年輕人;
四,台灣身處海洋之水,卻自己耗盡資源,成了「無魚之海」。
五,無處可去的核廢料,到了一個關鍵的危險期;
六,國、民兩黨都缺少第一哩路的兩岸政策,使兩岸處於危險之中;
七,服貿的未爆彈,對於未來的服貿,還有許多沒被注意的問題。
作者在第一部寫了<結語一:統獨提款機>,指出政黨人物因為懶惰及逃避,而一再煽動統獨及藍綠之爭。政黨在執政到無牌可打之時,就使用統獨提款機,製造對立,企圖借由支持者對另一方顏色的厭惡,而轉移對自己執政無能的憤怒。
郝明義除了直接訪問四位總統參選人之外,呼籲政黨人物要改變之外,他也提醒這種顯對立的思維,其實是陸地思維。而如果我們改換海洋思維,「海底雖然也有深溝淺灘的不同地形,但是一切都被包容在寬濶的海面之下。不同區域的海水,雖然也有不同顏色的變化,但這些不同顏色的海水並不是彼此隔離,更不會對立──它們彼此還是並存、交流,只是隨時間與光線的變化而呈現不同的色相。」
第二部:<希望的總和>。
作者根據他的觀察與訪問,總結了台灣也正在迸發新的希望。這些新生的希望在於:
一,未來需要的三種新人才出現。他們使用數位化與國際化的工具,參與社會「行動」,參與社群「協作」,為台灣注入新的能量。
二,不指望政府,由民間主動突破障礙,敢於走不同的路,推動新經濟和產業升級的人出現,並且許多是年輕人;
三,更多的年輕人,以相較於五年前高出六倍的人數、難以計量的熱情,投入各種公民運動,他們走向政治、教育、海洋、環保、偏鄉,還有國家安全,親身實踐也呼朋引伴地改造自己的社會和環境;
四,台灣如果可以擺脫統獨的哈哈鏡,而把對岸當一面鏡子來看,那會發現這面鏡子可以幫我們進行三道靈魂的試煉。第一道試煉是財富,試煉我們可以如何由只想賺對岸觀光客的錢、便宜代工的錢,而改造自己創造財富的觀念和習性。
五,台灣的第二道靈魂試煉,是擺脫統獨思維的地圖,看清自己在太平洋中的關鍵樞紐位置,以動態平衡來找出和對岸相處的角度。
六,台灣的第三道試煉,是體現也實踐民主社會,公民行動的價值,讓自己更上層樓。如此可以在當對岸向全世界展現「有用之用」的極致的時候,台灣卻可以向對岸展現出「無用之用」。以這「無用之用」讓對岸感到一直有向我們學習之處。「當我們說對岸的國族主義大一統思想太狹隘的時候,我們自己要先跳脫西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國家邏輯,在地球村時代、全球人類有需要共同協助解決問題的時代,向世界開放我們的胸懷。」作者說。
七,台灣許多問題之爆發,除了本書第一章所寫的行政體系本身的崩壞之外,也有屬於立法院的、立法與行政權捍格的,以及因為國家治理者身分混淆不清而導致的。因此憲法時刻到了,一個由公民而不是政黨發動的修憲的時刻到了。必須要𨤳清總統制或內閣制、改變立法委員的誕生方法,也要改變立法院的構成比例。而由於過去修憲都是由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主導,兩黨都是出於政黨之私利,在枝微末節打轉,而未觸及憲法應有的大義,所以必須要由人民行動的時刻到了。
作者在第二部的結語寫了一篇<解題者應該對出題者心存敬意>。他說出自己為什麼在思考兩年之後,今年三月中因為讀了一本推理小說而決心行動,開始這本書。
「我們需要期許自己是一個大推理家,實踐自己為這個推理劇找出一條生路的時代到了。⋯⋯解開如此神秘、難解的難題,唯一的可能,就是要對所有製造這些難題的人心存敬意,感謝如果沒有他們,我們就沒有這些難題可解。」郝明義說,只有如此,才能把解題當成一個奇妙無比的遊戲來對待。也只有如此,一個不可能出現的解答,才可能出現。
第三部:<Case Study:一段公民行動路線圖的解析>。
這本書的第三部份,郝明義回顧整理了他從為反黑箱服貿開第一槍之後,到太陽花學運,再到1129 六都大選之前的路程。「公民行動需要論述、需要文字的力量。」作者說,「我希望把我自己反黑箱服貿的這段經驗提供出來,當作個案分析,給大家參考。」
郝明義整理了十多篇發表過的文章,每篇都加上「寫作背景」,說明寫作當時的動機和著眼點;也加上「後續發展」,說明這篇文章後來發生的作用,以便給其他公民行動的人參考。
作者簡介
郝明義(REX HOW)
1956年出生於韓國。
1978年台大商學系國際貿易組畢業,次年開始進入出版業工作。歷任長橋出版社、《2001月刊》、《生產力月刊》、《時報新聞周刊》之特約翻譯、編輯、主編、總編輯等職。1988年任時報出版公司總經理,1996年離任。同年秋,創立大塊文化。
1997年初接任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,1999年底離任。
2001年創立Net and Books。
2010年創立ChineseCUBES 中文妙方。其所發想的中文妙方產品榮獲2013年德國iF 設計大獎的傳達設計獎(iF Communication Design Award 2013)。
現任大塊文化、Net and Books,與ChineseCUBES董事長。
著有:《工作DNA》(增訂三卷)、《故事》(大塊文化)、《那一百零八天》、《他們說》、《越讀者》、《一隻牡羊的金剛經筆記》。譯著:《如何閱讀一本書》(臺灣商務)、《2001太空漫遊》(遠流)。
目錄
前言 當我們只剩二十年時間 4
第一部 恐懼的總和
救世主改善不了的行政崩壞 24
沒有下一棒的經濟 36
被遮蓋希望的年輕人 46
無魚之海 62
無處可去的核廢料 72
沒有第一哩路的兩岸政策 82
服貿的未爆彈 92
結語之一:統獨提款機 100
前言
當我們只剩二十年時間
從二○○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接到的那通電話說起。
那年八月,奧運閉幕典禮後一天,我舉家遷居北京。
當時,我觀察中國大陸市場有二十年了。對一個台灣出版業者來說,這個市場如此重要,又如此難以捉摸;一切都要特許,太多灰色地帶又隱晦不明;我決定去親自住下來,試一下水深。
同時,我也決定走另一條路。趁著中國經濟起飛,全球都起來的中文熱,看看如何開發華語教學的數位商品,開拓國際市場,同時也算是在分散風險。
此外,我還同時在趕寫一本書,講我讀《金剛經》二十年卻漏讀了四個字的路程,也抒發我對這部經典的讚嘆。
幾件事忙得不可開交。直到那個年底的早上,當我終於寫好那本書初稿的時候,終於有一種喘口氣的心情。
就在此時,接到台北打來的一通電話。說是馬英九總統要邀請我擔任國策顧問。
如果那個邀請來得早一個月,或甚至早一個星期,我都會立刻婉卻。但是在那個心情輕鬆的時刻,我說考慮一下。
我先靜坐,向佛菩薩祈禱,後來就回覆對方同意了。
那之前,我只見過馬總統兩次,彼此有過的對話應該不超過十句。
關於「國策顧問」一職,我相信總統應該是超越黨派之上的,所以接受這個無給職的榮譽職位,也是著眼於希望能當中華民國的國策顧問。
我檢查一下自己平素的關注範圍。除了出版、文化的議題之外,我長期觀察中國大陸,加上這時又實際居住在北京,覺得還可以在兩岸問題上提供一些意見。
為了不要只是佔個虛銜,我還提出希望能和馬總統有定期討論的機會。
馬總統沒有答應最後這一點,但是其後不時會在一般資政、國策顧問聚會之外,找我和其他一兩位人士聚談。
這樣持續了兩年,在二○一○年五都選舉之前,我寫信給馬總統辭職。
我覺得自己產生不了任何貢獻。
眼看越來越多政務不是多頭馬車,就是無頭馬車;不是主從不分,就是疏於溝通,而我給馬總統的一些建議,難見實質的回應。所以我想辭職。
然而,最後我還是接受了挽留。
主要是聽了幾位朋友的意見。他們提醒我兩點:一,你只是個「國策顧問」,不是政務官,只要言所當言就是盡責;二,別忘了當初接下這個身分的初衷,你所獻策的對象應該是中華民國而不是總統個人,今天許多官員愛「看報治國」,你不妨迂迴前行,善用「國策顧問」的頭銜,從媒體上讓他們注意。
這樣,我接受了挽留,也開始在報紙上以「國策顧問」的身分發表文章。雖然,不時有一些懷疑還是會浮上心頭。
◎
回顧我給馬總統的建言和提醒,主要在三個領域:國家論述,也就是國家方向的重要;兩岸政策不要進退失據;各級政府失能,難以運作的現實。
二○一三年年初,我在《天下》雜誌上發表了〈一個國策顧問的兩封公開信〉。一封是給馬總統的:〈方向是唯一的解答〉,另一封是給台灣社會的:〈做主人該做的事〉。
前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:「政府不把國家的發展方向說明清楚,卻只拿一些(經濟和外交上的)數據來強調自己的努力成果,形同一個司機始終在原地打轉,但卻不斷炫耀他的車速碼表在加快。沒有方向,領導者卻冀求民眾對施政『有感』,不啻緣木求魚。」
後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:「如果我們當真相信民主社會裡,政府就是國民的公僕,那我們做主人的就該主動做一些事情……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,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,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、揮霍。」
這兩封信收到很多回響。馬總統也約了我在二月底單獨聚談。
那天,我們談最多的還是國家的方向。此外,就是兩岸關係。並且,以兩岸關係當切入點,我再給了一些如何進行行政革新的建議。
一如既往,馬總統十分誠懇地做了許多筆記。
四個月後,我在一個極為偶然的狀況下,得知政府即將在重重遮掩、黑箱作業的狀況下簽署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(以下簡稱「服貿協議」)。
我為此寫了〈我們只剩下二十四小時了〉,開了所謂反黑箱服貿的第一槍。再一個月後,我在立法院發表了辭國策顧問的公開信。
◎
曾經,許多長夜,我在佛前靜坐,祈禱祂告訴我為什麼要繼續擔任一個沒有貢獻的國策顧問。
佛始終不語。
直到在立法院公開宣布辭職的前夜,我先是感覺到,我之於這個職位的作用,可能不在接任,而在辭任。
再接著,我逐漸體會到:我說想為中華民國而擔任的「國策顧問」,原來是從我和馬總統告別之後才真正開始的。
這也是一條完全意外的自我學習和成長之路。
服貿協議的內容公布之前,我只是從出版業者看到的一點端倪,以為政府的失策是因為他們不了解,或不重視這個產業。公布之後,發現遠不止於此。
在那之前,我雖然早已體會到今天政府失能,難以運作的現實,但是畢竟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信任。然而,馬總統及其官員在處理服貿協議這件事情的心態、識見與方法,卻把我那一定程度的信任也打破了。
我對自己曾經寫過的那句話,有了更深刻的感受:「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,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,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、揮霍。」
我要實踐我所相信的事情。
我能做的,就是盡量用清楚而淺白的文字,把我感受到的危險大聲地說出來,在迷霧中尋找回應的同伴,大家逐漸聚攏,同心協力地共同辨別方向,走出危險。
我幸運地找到一些伙伴,一起行動,走出了一條原來別人認為沒有機會的路。
和他們一起工作,我的許多問題得到解答,許多視野得以打開。
不止如此,接著我對參與其他公民行動有了興趣與動機,後來選擇核電議題,又有了一批新的伙伴。當然,核電又連結了環境保護及其他。
許多議題對我都是陌生的。但是感謝我原來的工作就是出版與寫作。吸收、消化各種知識,並設法找出最淺顯易懂的方式與其他讀者分享,本來就是我的生活。所以碰觸這些議題,固然有壓力,但也有樂趣。
就這樣,我一路練習思考台灣的現實與未來。
時間過去了兩年。
如果說當時政府所簽的服貿協議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急病,那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加護病房之中,甚至看到病危通知。
兩岸政策,仍然在混亂,甚至惡化之中。
此外,憲政扞格、國防鬆散、行政系統失靈、食安崩盤、產業轉型和升級無解、空污嚴重、水資源破壞、經濟日益倚賴對岸、國債破表、年金破產、新生人口減半後還持續減少、國民整體健康卻持續惡化……太多關鍵問題都已經到達或超過了我們可以負荷的臨界點。
更別提堆積超載,無處可去,卻還是有人想延時使用的核廢料,可能隨時讓我們的家園全毀。
太多過去的問題相互糾纏。不只拖累,甚至在癱瘓我們;不只癱瘓,甚至在窒息我們;不只窒息,甚至將粉碎我們。而檯面上的政黨,不論朝野,都對這些問題的肇因難以卸責,所以也難指望他們有大破大立的視野與解決方法。
我聽到周邊許多人在嘆氣,在悲觀。
我很少回應。
不是不悲觀。我的看法是: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繼續下去,我們根本就是滅亡在即——不論是國家還是環境。
但我也因為悲觀而相信必須樂觀。樂觀於相信我們還是可以改變這些跡象的走向,樂觀於我們可以改變未來。
最開始,只是一些信念在支撐我。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,歷經動盪、無數人的奉獻犧牲,在台灣大家又付出這麼多時間和代價,才熬煉出今天的民主局面。現在說是因為一個個民選的政黨人物有負所託,因為他們的私利、偏執、無能,就要導致這個國家的滅亡,無有此理。
後來,兩年的學習與成長之旅,讓我更有了真正樂觀的理由。因為我見識到什麼是台灣的真正生命力:台灣的公民覺醒與行動。
我觀察一些公民行動,和主事者交往後,得出這麼一個結論:每一個無能的政府官員,每一個無知的決策,都在民間培養了相對應的異議者。政府固然靠著資訊不對稱的優勢而仍然佔有一些上風,但是在網路時代,又是民主社會的台灣,這種優勢越來越小,越來越短。
相對於政府官員「以畏葸為慎,以柔靡為恭」的特質,這些民間異議者,雖然一個個沒有什麼大的組織規模,許多人更是單兵作戰,但最大的特點就是大家充滿熱情。可歸因於政府不當決策、推拉拖延而造成的一次次社會事件,一方面使大家付出痛苦的代價,但另一方面也成了滋育、刺激這些人茁壯、行動的養分。
這些人,有的還是有自己傾向支持的政黨,但是已經不再迷信於救世主;有的不再信任國、民兩黨的任何之一,決定要走出第三力量;有的更完全拋開政黨的意識,先行開展自己相信的行動。
台灣的未來,可將因為這些新生的公民覺醒與行動而改變。但這些能量還在新生階段。到底這些能量會及時整合,成為推送我們升空,遠離毀滅的火箭?還是各自綻放,只是我們在毀滅之前看到的一些美麗煙火?
因此,今天台灣來到了恐懼與希望總和的一刻。而我們所剩的時間不多了。
我聽過最悲觀的看法是,這時間將不超過五年。但我願意樂觀一些,相信最多二十年內,我們可能目睹自己的滅亡,但,也可能,目睹自己的新生。
決定滅亡還是新生的,除了我們的希望、意志和努力,最重要的就是時間。我們在和時間競賽。
現在許多問題我們看不出解答,但是只要我們開始正視、努力,時間會是最公平的顯示者。所以我們要盡力拉長可以努力的時間,更不能浪費任何可用的時間。
我曾經認為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寫這一本書。但因為許多問題緊迫無以復加,而二○一六年馬上要到來的選舉,對未來的影響又是如此關鍵,所以我決定提前出版,即使有些說明可能還不夠周延。
◎
基本上,寫這本書,我是在記錄這兩年自己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與思考,加上收集我訪談許多人而得到的各種恐懼與希望。
我整理這些恐懼與希望的關聯,也提出我的體會和建議。
共有三個部分的內容。
第一部:〈恐懼的總和〉。
我整理了一些我看到的危險:
不論誰執政,都要面臨已經崩潰、無從運作的政府。
沒有下一棒可以跑下去的經濟。
我們在拚命遮擋年輕人的希望。
我們樂於把環境和資源破壞到無以復加。
偏偏,核廢料的累積,已經超出了可能隨時毀滅我們的臨界點,而許多人寧願視而不見。
至於深刻影響我們的兩岸政策,國民黨和民進黨事實上都是盲目地欠缺第一哩路,而不是最後一哩路。連服貿協議,都還是一顆未爆彈。
第二部:〈希望的總和〉。
相對應於恐懼,我也看到希望:
新時代的「協作」特質、全球化特質,在台灣推動三種人才出現。
一些敢於告別過去,推動新產業的範例出現了。有年輕人在亮出台灣前所未見的銳氣,有中年大叔在創造世界級的夢想,還有更大年紀的人在示範我們面對能源的新立場。
更多的年輕人,以相較於五年前高出六倍的人數、難以計量的熱情,投入各種社會運動、公民運動,親身實踐也呼朋引伴地改造自己的社會和環境,創造自己的未來。真正是風起雲湧。
急統和急獨都是在用哈哈鏡看對岸,不是過度誇大了對岸,就是過度渺小了對岸。而我們實際需要的是一面鏡子。善用鏡子,我們會發現,面對對岸,其實就是面對我們自己靈魂的三道試煉。通得過這三道試煉,我們就可以脫胎換骨。
並且,我們的憲法時刻到了。癱瘓的政府必須從根本上解決,由公民而不是政黨發動的修憲的時刻到了,也是每個人需要參政的時刻到了。
這些希望,讓我們相信台灣可以從險境中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。
第三部:〈Case Study:一段公民行動路線圖的解析〉。
開反黑箱服貿第一槍的時候,我像是在黑夜的濃霧之中。不知道究竟在發生什麼事,更不知道接下來的去向如何。但是逐漸地,因為聽到回音,因為聚集了同伴,因為大家的分工合作,我們撐到了可以看到一點天色,摸清一點周遭。
之後,我們看出方向。有了方向,再定目標。有了目標,再定進程與時間。有了進程與時間,再定方法。這樣,事情逐漸往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。
在這個過程裡,從一開始,我就知道:要相信筆的力量。隨著時間推進,我更越來越有計畫地使用自己的文字,當一種火力。
每篇文章發表,我都仔細觀察彈著點,再設定下一篇文章的方向。或者,自己發動一次攻擊;或者,支援同伴的前進;或者,先停止不動。
因此我整理了一些發表過的文章,每篇都加上「寫作背景」,說明寫作當時的動機和著眼點,也加上「後續發展」,說明這篇文章後來發生的作用。
台灣接下來各方面的改變,都需要公民行動。公民行動都需要論述,需要文字的闡述,需要相信筆的力量。
我希望把我自己反黑箱服貿的這段經驗提供出來,當作個案分析,給大家參考。
◎
很多人聽了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這個書名,都問我:我們的四周不就是海洋嗎?難道不是嗎?
地理條件上,是。但是在心態和認知上,我們不是。
各種原因,使得台灣明明在海洋之中,但是卻長期背向海洋;使得我們忘了面對海洋該有的冒險探索,而只固守小農耕作的保守心態;使得我們身處豐饒之中,卻看不清自己的資源,反而一路製造越來越大的破壞,終致深陷困境,甚至絕境。
不論面對真實的海洋,或是面對心中的海洋,我們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、四周、資源、世界,然後在其中找到新的位置和機會。
今天很多人都在說我們到了一個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。我還要再加一句:今天也到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是大推理家,每個人都是N G O(公民行動組織)的時代。
當個大推理家,我們應該對所有之前累積下來的謎題與難題,不要感到憤怒與恐懼,而是心存感激。
當個N G O,則要倡導議題,呼喚並聯合大家一起行動。
所以,如果我們當真認清台灣的四周是海洋,海洋才是我們的生命基因,那我們就要敢於和過去不同,敢於和對岸不同,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,用二十年時間脫離滅亡而新生。
◎
狄更斯《雙城記》的開頭,應該是為台灣所寫的。
的確,這是一個最黑暗的年代。
但,這也是最光明的年代。
《易經》的鼎卦,有一句話:「君子以正位凝命」。對這句話,有註解這麼說:正位,是「不使之傾」;凝命,是「不使之渙」。
在自己的國家可能傾圮,人心可能渙散之際,我們每個人都要行動。正位,不使之傾;凝命,不使之渙。
當別人只能倚賴明君出世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之際,我們卻可以由一個個公民來行動,這是何等豪氣。
我們應該微笑一下。
台灣的四周,是海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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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愛情,沒有任何事情像閱讀這樣讓我們覺得遲來的開始也可以如此美好。
近距離的台灣,這場試煉尤其深刻。
Judy是一個我在花蓮認識的年輕人。
Judy沒有讀大學。她是台中人,因為父母早逝,才來台北工作。她想學做西式甜點,於是進了一家餐廳,後來去花蓮,在那裡有機緣進入國賓飯店的關係企業做西點,然後又調回台北。
我見到Judy的時候,她正要離開台北回到花蓮,但是打算先去台南住一段時間。
我問她為什麼。
「我自己一直在漂。但是對台南有一種感覺:那裡的人『根』性很強。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美食地圖。所以我想去看看是怎麼回事。」Judy又加了一句:「我也想加強一下英文。可以順便去上成大的課。」
*
這幾年,我一直在思考怎麼比較兩岸年輕人的不同,怎麼歸納彼此不同的特質。我找過各種不同的說法,都不是很滿意。我和Judy談話的那個早上,卻終於找到了。
中國大陸有一句話來形容他們的叢林生存法則:野蠻成長。野蠻成長是中國大陸許多年輕人以及企業人士掛在嘴邊的話。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阿里巴巴的馬雲。
我不是講馬雲從一個杭州的中學英文老師變身為互聯網大亨的過程。我要說的是:當阿里巴巴在軟體銀行、雅虎等支持下壯大,以支付寶而形成超越銀行的工具和現金流之後,2011年馬雲可以在沒有董事會決議的狀況下,就把支付寶劃歸自己另外成立的一家公司。不只雅虎曾經考慮要訴諸法律行動,北京的《財經》雜誌總編輯胡舒立為此還撰文直指其不當。
這個事件,在三方協議,由獨立的支付寶公司支付阿里巴巴集團補償,以及保證未來上市時的現金回報作結。隨著時間過去;隨著阿里巴巴發展得更大,終於在紐約上市;隨著孫正義和雅虎都在這波上市中賺取了巨大的回報,馬雲當年的爭議就被人淡忘,而只剩下他成功的佳話了。
許多人羨慕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,羨慕他們企業家的魄力和策略,應該也注意一下他們在叢林生存法則之中野蠻成長的過程。
歸納起來,在中國大陸之所以需要野蠻成長,或者說野蠻成長之所以能大行其道,其根本原因,在於他們社會在人的基本權利上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空間。你要在那個社會裡獲得基本的安全感,得一路過關斬將,不惜代價地成長,直到確認自己成為人上人之後,才能比較確保有足夠的財富、人脈來保護自己。
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,使得人不能不積極向上,努力奮鬥。而一旦能在十三億人口的競賽中脫穎而出,其出色非同小可。而一旦他們的經濟起飛,大量商業機會湧現,和這批出色人才互動出新的化學變化,也非同一般。人人因機會的湧現而乘風直上,乘風直上的人又會刺激、帶動、連結出新的機會。
但不論你的財富累積多少,不論你多麼人上人,在那叢林社會中總不免存在不安。對岸向外的巨大移民潮,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。
這也就是野蠻成長的環境與價值。
*
台灣不同。
幾十年來,歷經各種街頭運動、解嚴、政黨輪替,台灣把有關人的基本權利照顧到相當程度,可以說,最少基礎建設是完成了。
不只人權,動物權也被注意,動物權還被細分為陸地動物和海洋動物。而像張卉君做的,她的注意範圍已經細分成海岸動物與海域動物之別。
在這個情況下,前幾年台灣年輕人之所以「小確幸」,而被某些年紀較大的人認為不夠進取,沒有志氣,但其實這些年紀比較大的人應該換一個角度來看:正是因為我們社會的基本人權已經完備了,所以我們的年輕人也少掉了必須踩在別人頭上成長的動機與需求。
我們的社會當然還是有巨大的財富分配不均,以及顯著的貧富差距。但差距再大,在人權的層面上,卻沒有差距。你年收入幾億和我年收入幾十萬,在社會上的一切權利都相同。我的收入再少,只要我能過好自己的生活,沒有任何權利是別人可以剝奪的。
所以,我從兩個角度看台灣的「小確幸」。
第一,小確幸可能是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裡遮蓋了年輕人的希望,他們不得不的選擇;第二,也可能是因為這個社會以及個人的權利穩定,使得台灣的年輕人不必有出人頭地的壓力。
相較於對岸許多年輕人必須為尋找生存的機會而工作,台灣許多年輕人則是為了思考生命的意義而工作,這無關於他的財富多寡。
我在和Judy談話的那個早上,看著陽光照在我們的沙發上,突然明白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。
我在北京居住的時候,見過許多「北漂」。這些「漂」,多的是尋求生存機會,要在巨大的、尖銳的壓力下尋求生存機會。
Judy卻不是。她在台灣城市之間移動,不是為了求學,不是為了生存,也不是為了返鄉。她的漂,不同於我過去認識的台灣人,也完全不同於我在北京看到的北漂。
對岸的北漂,讓我更多地聯想到一種在風中的飄蕩。沒有根、沒有依靠,全靠自己努力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落腳點。
而Judy的漂,卻像是在水上的漂。所以雖然她也不知道目的地,也是一路尋找比較好的落腳點,但是始終有道水流在托著她移動。
北漂,有飛揚與蕭瑟的聲音;Judy,則是一種安靜與自在。
*
今天的兩岸,不論在血緣、文化上多麼一家親,但畢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。
對岸是七不講的社會。所謂「七不講」,就是「普世價值不要講」、「新聞自由不要講」、「公民社會不要講」、「公民權利不要講」、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」、「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」、「司法獨立不要講」。甚至,記者報導了「七不講」都要被判刑七年。
相對地,台灣卻沒有什麼不能講。除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之外,其他六講每天都在講。也是這些講,催生了我看到的風起雲湧的年輕人的公民行動。
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體制,必然會培育出完全不同的面對機會、生存、成長的心態和方法。
對岸在過去二十年,尤其是近七年間,締造了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經濟發展奇蹟,也把國力提升到叱咤全球的層次。
我經常聽到人們在談到對岸種種的時候,流露出的羨慕、焦急、感嘆,甚至拿對岸來對比的時候,對自己的社會、政府、掌握資源的人、對未來沒有企圖心的年輕人有諸多不滿。
也有人相反。講到對岸,則完全不屑、厭惡,或者即使提起來也是不值一顧。
我們社會裡有急統與急獨之別。我覺得急統和急獨都是用哈哈鏡在看對岸。
急統像是凹鏡,把對岸扭曲到只剩下大的、美好的影像。
急獨像是凸鏡,把對岸扭曲到只剩下小的、凶惡的影像。
但事實上,我們不該用凹鏡,也不該用凸鏡來看對岸。
用凹鏡來過度美化對岸,可能連自己是誰都忘了。
用凸鏡來過度妖魔化對岸,可能人家邀請我們的年輕人去個四五天的旅遊,就可以為他們「平反」。
我們需要用的是鏡子。一面能真實反映對岸現實的平整鏡子,也是一面可以藉由兩岸的對照,而成為我們調整自己的鏡子。
*
用統獨的議題來看兩岸,是把我們自己的機遇看得太小了。
中國經濟崛起後之於全世界的情況,是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。
從沒有一個國家,如此懂得西方世界的經濟語言融入西方的自由市場,卻又和西方世界的許多基本價值觀如此不同。
從沒有一個國家,從政府到個人,挾如此巨大的財富,為世界各國所歡迎,卻又戒備。中國一家公司的員工旅遊到法國,其人數及可能的採購力,使法國外交部長親自接見老闆。帛琉因為中國觀光客過多而決定減少班次,到目前為止則是例外。
你到底要為中國帶來的或預示的財富而折腰多少度,是全人類靈魂的試煉。
台灣,距中國如此之近,和中國關係如此之密,這種試煉當然更大。
今天,每個行業,我們都會看到有人說對岸是台灣唯一的希望,或者不與對岸來往台灣就看不到希望。甚至,我們政府都因為經濟沒有出路,而指望起由對岸來拯救我們的經濟,把我們應有的安全考量都放在一邊。
也不只政府如此。大家都知道,台灣雖然降雨量豐富,卻正走向無水可用之境。但就在保護水源是如此重要課題之際,近年來為了迎接陸客,「位於水源保護區的飯店開發案卻一個個送進環保署,反而在做破壞水源的事。有的甚至違反法令規定,就賭環評委員看不出來而能草草通過。」長期注意水資源問題的獨立記者朱淑娟如此寫道。
如果我們願意拿對岸當一面鏡子,那麼除了急著賺對岸的錢,更應該學習對岸在野蠻成長中呈現的企圖心與生命力。
活動通的謝耀輝,在那天和我談了四個小時之後,還寫信補充:
中國大陸幅員遼闊,每個地方的特色不太一樣。大家普遍都會在這邊感到步調節奏很快,例如北京是網路創業最發達的城市,這邊存在太多的應用天天都冒出來,而且每一種服務與生意都不會只有一家在做,這些競爭者還天天盯著每一家廠商,試圖學習並且超越對手,速度節奏絕對比台灣很多地方來得快,由於這邊要出線被關注到的機會太少,所以創業或者就業的人都非常急於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成果,也因此台灣人會覺得這裡的節奏並不是那麼「正常」。
他的意思是在對岸很多時候就是得先加足馬力做新的嘗試、想新的方法、實現新的可能,幾乎很難有時間思考,就是得先衝,因此公司步調節奏都很快。而回到台灣,則是慢慢把事情想清楚再做,因此有時候完成一件事情就要花到比對岸多一倍以上的時間。
「但商場上的競爭,有時候踩對點後比的就是速度。先機加上執行效率往往是勝出的關鍵,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在很短的時間內,從許多方面都能夠很快速地追上世界許多國家的原因。」謝耀輝繼續寫道,「台灣不能只看到他們山寨、抄襲的部分,應該看到這些大陸企業勇敢投資、快速更替、勇於創新、優化精進等等值得學習的一面。」
檢討一下,我們還會發現自己另外一些問題。
一位剛回國的年輕導演在前年籌拍了一個十二分鐘的短片,當年度得了許多獎。後來她在這個基礎上,寫了長片劇本,參加國際創投會議,希望可以募得拍攝長片的資金。
在這個過程裡,她見到了來自兩岸三地及海外其他地區的許多投資者。出乎意料地,真正理解她想要做什麼,以及明白故事價值的,幾乎都是來自香港和中國的投資者。
雖然因為她選擇的題材涉及台灣政治社會的轉變,對岸無法投資,但是他們都急著約她見面,或者馬上要買機票請她去北京替他們寫腳本。一位從電子業轉來要投資電影的中國老闆,為了投資電影,花了兩年時間,每天看五部電影做功課,所以彼此在溝通上沒有隔閡,並且會聽她說故事。
反而是台灣的投資者,最讓她沮喪失望。「我們有很多的創投,因為政府的政策,拿著國家的文創基金在進行投資。但是他們會問各種奇怪的問題。一聽就知道,這些人不會看、也看不懂劇本,平常可能連電影觀眾都不是。」這位新導演說,「但是他們會用投資電子業、醫療、銀行的思維,或是各種貌似科學的數據分析,去討論要不要投資一部電影。他們不關心故事的內容,只關心表面的數字。」
她說自己遇過最機車的例子,是一家半導體大廠設的創投基金副總。「他跟我侃侃而談兩個小時,都在講他對電影的喜好與理解,以及他個人淵博興趣的展現。」然後那位副總說:「我相信妳的電影會成功,但是,你們電影就算票房成功,最多賺六倍,這很多吧。我們投資其他行業例如電子業,十個案例就算失敗九個,我們卻可能因為一個案子的成功,而賺上三十倍。所以,我們對於一部電影沒有興趣。如果妳成立了類似優酷網的公司,我們就會考慮加入。」
這位新導演下了個結論:「我不知道,那他一直邀我去喝咖啡的用意是什麼。是因為這樣,他就可以跟政府報告,他曾經試圖了解、企圖投資文創產業嗎?」
我們也要注意自己經濟發展中過於注重接單、代工的思維,產生了多大的後遺症。我在訪談的過程裡,聽到許多人都感受到台灣社會形成一種不但不鼓勵自有品牌,還打壓自己品牌的現象。
最早,我是有一天和陳季敏與郭英聲喝茶聽到的。他們談自己開發的服飾品牌Jamei Chen所投入的心力,陳季敏說道,「外國服飾品牌的活動新聞,在電視上播出沒問題,但是我們自己國內的品牌就得馬賽克處理,說是不能置入性行銷。」
後來我從訪談過的許多人那裡都聽來同樣的感觸。
鄭國威說,「網路新聞可以說是YouTube如何如何,但是不能說台灣的某個網站名。」
林思吾也表示了類似的觀察。他還特別加了一句:「馬賽克處理本土品牌,卻又保護汽車,沒有處理的公平性。」
張世群則提到這可能和台灣整個社會都有關聯:「台灣對全球所有各國的品牌都開放,但是對自己創造的品牌卻沒有那麼大的信心。」
謝耀輝還有個更細的分析:「台灣人可以支持你用外國的元素來開發給台灣人用的產品品牌,但不支持你去做開拓國際市場的品牌。」
而對這個現象的最佳解釋,還是前頭寫過林思吾講的一段話:「我們政府的政策只看到既得利益者。既有的稅法,根本是逼你當外企,懲罰本土企業。他們完全沒有覺得台灣有做全球化的可能。」
而對岸可不同。從政府到產業到企業,他們一心積極地想要建立品牌,想要走出去的企圖心,人人可見。
我不想長他人志氣,也不想漲自己威風。我要說的是:中國正在以他們的財富,給全世界出了試煉的題目。我們,因為語言、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,受到的試煉會特別大,不能不小心。但是,我們也因為語言、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,在這場試煉中可能產生的收穫也特別大。
端看怎麼善用這面鏡子。
這是對我們靈魂的第一道試煉。
書籍介紹
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, 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
作者:郝明義,現任大塊文化、Net and Books,與ChineseCUBES董事長
我們要敢於和過去不同,敢於和對岸不同,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。
二十年時間將決定我們是滅亡還是新生。
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
責任編輯:鄒琪
核稿編輯:楊士範
我們要敢於和過去不同,敢於和對岸不同,
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。
二十年時間將決定我們是滅亡還是新生。
前國策顧問郝明義直接訪問四位總統候選人。
四位總統參選人接受作者直接的訪問,回答他們準備如何面對政府運作的癱瘓問題:蔡英文(民進黨參選人)、施明德(獨立參選人)、宋楚瑜(親民黨參選人)、洪秀柱(國民黨參選人)四位。(按接受訪問的先後順序)
「會計法送進立法院發現漏字、總統府讓一個精神失常的女人走上五樓、塑化與與食用油延燒的風暴、桃園機場讓活貓夾帶出境、貴婦團阿帕契事件、跨部會拚經濟卻越拚越糟……這許多新聞共同告訴我們的是什麼?」
本書開場,是郝明義寫的前言,說明他寫這本書的源起。然後打開第一章的一開頭,作者就拿出一堆看似不相干的新聞事件,然後歸納出他觀察到現在台灣面臨的最大問題:「政府的運作已經癱瘓,行政已經崩壞。」
身為出版業界重量級人物的郝明義,兩年前因為反黑箱服貿事件「開第一槍」而為人所知。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是他因為抗議服貿而辭去國策顧問一職後,兩年來思索台灣的現實和未來而寫的一本書。
郝明義說台灣已經不只是來到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,也來到了人人都是公民行動的時代,人人都是大推理家的時代──人人都必須推理思考自己社會的問題根源,並加以改善。
全書不但結合了郝明義自己的視野與長期對台灣與兩岸的觀察,他更遍訪各行各業的許多人物,尤其是二、三十歲年齡層的人。全書讀來有他自己的深刻論點,也有像推理小說的線索和布局,一步步把困擾台灣人多年的裡裡外外問題的根源,逐漸揭露。
郝明義說:「很多人聽了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這個書名,都問:我們的四周不就是海洋嗎?難道不是嗎?」
他說:地理條件上,是。但是在心態和認知上,我們不是。各種原因,使得台灣明明在海洋之中,但是卻長期背向海洋;使得我們忘了面對海洋該有的冒險探索,而只固守小農耕作的保守心態;使得我們身處豐饒之中,卻看不清自己的資源,反而一路製造越來越大的破壞,終致深陷困境,甚至絕境。
郝明義說他聽到身邊很多人都對台灣的現狀感到悲觀。他說台灣最近爆發的一個個問題還是小事,最嚴重的是台灣太多積弊和舊習已經快要讓自己窒息。無論如何都到了要變革的時刻。所以,他認為接下來的二十年,將是台灣目睹自己滅亡,但也可能新生的一個關鍵時期。
而變革的基本信念,郝明義認為就是要勇敢:「敢於和過去不同,敢於和對岸不同,敢於從險境中開創未來。」
本書共分三個部分:
第一部:<恐懼的總和>。
作者歸納政治、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沉年積弊,說明為什麼到了即將爆炸的關頭。
這些恐懼起源於:
一,不論誰再執政,都要面臨已經崩潰、無從運作的政府;
二,過於墨守陳規,過於老舊,沒有下一棒的經濟;
三,從經濟活動到房屋,被政府和老一代遮蓋住希望的年輕人;
四,台灣身處海洋之水,卻自己耗盡資源,成了「無魚之海」。
五,無處可去的核廢料,到了一個關鍵的危險期;
六,國、民兩黨都缺少第一哩路的兩岸政策,使兩岸處於危險之中;
七,服貿的未爆彈,對於未來的服貿,還有許多沒被注意的問題。
作者在第一部寫了<結語一:統獨提款機>,指出政黨人物因為懶惰及逃避,而一再煽動統獨及藍綠之爭。政黨在執政到無牌可打之時,就使用統獨提款機,製造對立,企圖借由支持者對另一方顏色的厭惡,而轉移對自己執政無能的憤怒。
郝明義除了直接訪問四位總統參選人之外,呼籲政黨人物要改變之外,他也提醒這種顯對立的思維,其實是陸地思維。而如果我們改換海洋思維,「海底雖然也有深溝淺灘的不同地形,但是一切都被包容在寬濶的海面之下。不同區域的海水,雖然也有不同顏色的變化,但這些不同顏色的海水並不是彼此隔離,更不會對立──它們彼此還是並存、交流,只是隨時間與光線的變化而呈現不同的色相。」
第二部:<希望的總和>。
作者根據他的觀察與訪問,總結了台灣也正在迸發新的希望。這些新生的希望在於:
一,未來需要的三種新人才出現。他們使用數位化與國際化的工具,參與社會「行動」,參與社群「協作」,為台灣注入新的能量。
二,不指望政府,由民間主動突破障礙,敢於走不同的路,推動新經濟和產業升級的人出現,並且許多是年輕人;
三,更多的年輕人,以相較於五年前高出六倍的人數、難以計量的熱情,投入各種公民運動,他們走向政治、教育、海洋、環保、偏鄉,還有國家安全,親身實踐也呼朋引伴地改造自己的社會和環境;
四,台灣如果可以擺脫統獨的哈哈鏡,而把對岸當一面鏡子來看,那會發現這面鏡子可以幫我們進行三道靈魂的試煉。第一道試煉是財富,試煉我們可以如何由只想賺對岸觀光客的錢、便宜代工的錢,而改造自己創造財富的觀念和習性。
五,台灣的第二道靈魂試煉,是擺脫統獨思維的地圖,看清自己在太平洋中的關鍵樞紐位置,以動態平衡來找出和對岸相處的角度。
六,台灣的第三道試煉,是體現也實踐民主社會,公民行動的價值,讓自己更上層樓。如此可以在當對岸向全世界展現「有用之用」的極致的時候,台灣卻可以向對岸展現出「無用之用」。以這「無用之用」讓對岸感到一直有向我們學習之處。「當我們說對岸的國族主義大一統思想太狹隘的時候,我們自己要先跳脫西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國家邏輯,在地球村時代、全球人類有需要共同協助解決問題的時代,向世界開放我們的胸懷。」作者說。
七,台灣許多問題之爆發,除了本書第一章所寫的行政體系本身的崩壞之外,也有屬於立法院的、立法與行政權捍格的,以及因為國家治理者身分混淆不清而導致的。因此憲法時刻到了,一個由公民而不是政黨發動的修憲的時刻到了。必須要𨤳清總統制或內閣制、改變立法委員的誕生方法,也要改變立法院的構成比例。而由於過去修憲都是由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主導,兩黨都是出於政黨之私利,在枝微末節打轉,而未觸及憲法應有的大義,所以必須要由人民行動的時刻到了。
作者在第二部的結語寫了一篇<解題者應該對出題者心存敬意>。他說出自己為什麼在思考兩年之後,今年三月中因為讀了一本推理小說而決心行動,開始這本書。
「我們需要期許自己是一個大推理家,實踐自己為這個推理劇找出一條生路的時代到了。⋯⋯解開如此神秘、難解的難題,唯一的可能,就是要對所有製造這些難題的人心存敬意,感謝如果沒有他們,我們就沒有這些難題可解。」郝明義說,只有如此,才能把解題當成一個奇妙無比的遊戲來對待。也只有如此,一個不可能出現的解答,才可能出現。
第三部:<Case Study:一段公民行動路線圖的解析>。
這本書的第三部份,郝明義回顧整理了他從為反黑箱服貿開第一槍之後,到太陽花學運,再到1129 六都大選之前的路程。「公民行動需要論述、需要文字的力量。」作者說,「我希望把我自己反黑箱服貿的這段經驗提供出來,當作個案分析,給大家參考。」
郝明義整理了十多篇發表過的文章,每篇都加上「寫作背景」,說明寫作當時的動機和著眼點;也加上「後續發展」,說明這篇文章後來發生的作用,以便給其他公民行動的人參考。
作者簡介
郝明義(REX HOW)
1956年出生於韓國。
1978年台大商學系國際貿易組畢業,次年開始進入出版業工作。歷任長橋出版社、《2001月刊》、《生產力月刊》、《時報新聞周刊》之特約翻譯、編輯、主編、總編輯等職。1988年任時報出版公司總經理,1996年離任。同年秋,創立大塊文化。
1997年初接任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,1999年底離任。
2001年創立Net and Books。
2010年創立ChineseCUBES 中文妙方。其所發想的中文妙方產品榮獲2013年德國iF 設計大獎的傳達設計獎(iF Communication Design Award 2013)。
現任大塊文化、Net and Books,與ChineseCUBES董事長。
著有:《工作DNA》(增訂三卷)、《故事》(大塊文化)、《那一百零八天》、《他們說》、《越讀者》、《一隻牡羊的金剛經筆記》。譯著:《如何閱讀一本書》(臺灣商務)、《2001太空漫遊》(遠流)。
目錄
前言 當我們只剩二十年時間 4
第一部 恐懼的總和
救世主改善不了的行政崩壞 24
沒有下一棒的經濟 36
被遮蓋希望的年輕人 46
無魚之海 62
無處可去的核廢料 72
沒有第一哩路的兩岸政策 82
服貿的未爆彈 92
結語之一:統獨提款機 100
前言
當我們只剩二十年時間
從二○○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接到的那通電話說起。
那年八月,奧運閉幕典禮後一天,我舉家遷居北京。
當時,我觀察中國大陸市場有二十年了。對一個台灣出版業者來說,這個市場如此重要,又如此難以捉摸;一切都要特許,太多灰色地帶又隱晦不明;我決定去親自住下來,試一下水深。
同時,我也決定走另一條路。趁著中國經濟起飛,全球都起來的中文熱,看看如何開發華語教學的數位商品,開拓國際市場,同時也算是在分散風險。
此外,我還同時在趕寫一本書,講我讀《金剛經》二十年卻漏讀了四個字的路程,也抒發我對這部經典的讚嘆。
幾件事忙得不可開交。直到那個年底的早上,當我終於寫好那本書初稿的時候,終於有一種喘口氣的心情。
就在此時,接到台北打來的一通電話。說是馬英九總統要邀請我擔任國策顧問。
如果那個邀請來得早一個月,或甚至早一個星期,我都會立刻婉卻。但是在那個心情輕鬆的時刻,我說考慮一下。
我先靜坐,向佛菩薩祈禱,後來就回覆對方同意了。
那之前,我只見過馬總統兩次,彼此有過的對話應該不超過十句。
關於「國策顧問」一職,我相信總統應該是超越黨派之上的,所以接受這個無給職的榮譽職位,也是著眼於希望能當中華民國的國策顧問。
我檢查一下自己平素的關注範圍。除了出版、文化的議題之外,我長期觀察中國大陸,加上這時又實際居住在北京,覺得還可以在兩岸問題上提供一些意見。
為了不要只是佔個虛銜,我還提出希望能和馬總統有定期討論的機會。
馬總統沒有答應最後這一點,但是其後不時會在一般資政、國策顧問聚會之外,找我和其他一兩位人士聚談。
這樣持續了兩年,在二○一○年五都選舉之前,我寫信給馬總統辭職。
我覺得自己產生不了任何貢獻。
眼看越來越多政務不是多頭馬車,就是無頭馬車;不是主從不分,就是疏於溝通,而我給馬總統的一些建議,難見實質的回應。所以我想辭職。
然而,最後我還是接受了挽留。
主要是聽了幾位朋友的意見。他們提醒我兩點:一,你只是個「國策顧問」,不是政務官,只要言所當言就是盡責;二,別忘了當初接下這個身分的初衷,你所獻策的對象應該是中華民國而不是總統個人,今天許多官員愛「看報治國」,你不妨迂迴前行,善用「國策顧問」的頭銜,從媒體上讓他們注意。
這樣,我接受了挽留,也開始在報紙上以「國策顧問」的身分發表文章。雖然,不時有一些懷疑還是會浮上心頭。
◎
回顧我給馬總統的建言和提醒,主要在三個領域:國家論述,也就是國家方向的重要;兩岸政策不要進退失據;各級政府失能,難以運作的現實。
二○一三年年初,我在《天下》雜誌上發表了〈一個國策顧問的兩封公開信〉。一封是給馬總統的:〈方向是唯一的解答〉,另一封是給台灣社會的:〈做主人該做的事〉。
前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:「政府不把國家的發展方向說明清楚,卻只拿一些(經濟和外交上的)數據來強調自己的努力成果,形同一個司機始終在原地打轉,但卻不斷炫耀他的車速碼表在加快。沒有方向,領導者卻冀求民眾對施政『有感』,不啻緣木求魚。」
後一封信最核心的話是:「如果我們當真相信民主社會裡,政府就是國民的公僕,那我們做主人的就該主動做一些事情……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,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,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、揮霍。」
這兩封信收到很多回響。馬總統也約了我在二月底單獨聚談。
那天,我們談最多的還是國家的方向。此外,就是兩岸關係。並且,以兩岸關係當切入點,我再給了一些如何進行行政革新的建議。
一如既往,馬總統十分誠懇地做了許多筆記。
四個月後,我在一個極為偶然的狀況下,得知政府即將在重重遮掩、黑箱作業的狀況下簽署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(以下簡稱「服貿協議」)。
我為此寫了〈我們只剩下二十四小時了〉,開了所謂反黑箱服貿的第一槍。再一個月後,我在立法院發表了辭國策顧問的公開信。
◎
曾經,許多長夜,我在佛前靜坐,祈禱祂告訴我為什麼要繼續擔任一個沒有貢獻的國策顧問。
佛始終不語。
直到在立法院公開宣布辭職的前夜,我先是感覺到,我之於這個職位的作用,可能不在接任,而在辭任。
再接著,我逐漸體會到:我說想為中華民國而擔任的「國策顧問」,原來是從我和馬總統告別之後才真正開始的。
這也是一條完全意外的自我學習和成長之路。
服貿協議的內容公布之前,我只是從出版業者看到的一點端倪,以為政府的失策是因為他們不了解,或不重視這個產業。公布之後,發現遠不止於此。
在那之前,我雖然早已體會到今天政府失能,難以運作的現實,但是畢竟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信任。然而,馬總統及其官員在處理服貿協議這件事情的心態、識見與方法,卻把我那一定程度的信任也打破了。
我對自己曾經寫過的那句話,有了更深刻的感受:「兩次政黨輪替都不滿意,我們更可以確信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每一個主人的手上,而不能任由僕人浪擲、揮霍。」
我要實踐我所相信的事情。
我能做的,就是盡量用清楚而淺白的文字,把我感受到的危險大聲地說出來,在迷霧中尋找回應的同伴,大家逐漸聚攏,同心協力地共同辨別方向,走出危險。
我幸運地找到一些伙伴,一起行動,走出了一條原來別人認為沒有機會的路。
和他們一起工作,我的許多問題得到解答,許多視野得以打開。
不止如此,接著我對參與其他公民行動有了興趣與動機,後來選擇核電議題,又有了一批新的伙伴。當然,核電又連結了環境保護及其他。
許多議題對我都是陌生的。但是感謝我原來的工作就是出版與寫作。吸收、消化各種知識,並設法找出最淺顯易懂的方式與其他讀者分享,本來就是我的生活。所以碰觸這些議題,固然有壓力,但也有樂趣。
就這樣,我一路練習思考台灣的現實與未來。
時間過去了兩年。
如果說當時政府所簽的服貿協議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急病,那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加護病房之中,甚至看到病危通知。
兩岸政策,仍然在混亂,甚至惡化之中。
此外,憲政扞格、國防鬆散、行政系統失靈、食安崩盤、產業轉型和升級無解、空污嚴重、水資源破壞、經濟日益倚賴對岸、國債破表、年金破產、新生人口減半後還持續減少、國民整體健康卻持續惡化……太多關鍵問題都已經到達或超過了我們可以負荷的臨界點。
更別提堆積超載,無處可去,卻還是有人想延時使用的核廢料,可能隨時讓我們的家園全毀。
太多過去的問題相互糾纏。不只拖累,甚至在癱瘓我們;不只癱瘓,甚至在窒息我們;不只窒息,甚至將粉碎我們。而檯面上的政黨,不論朝野,都對這些問題的肇因難以卸責,所以也難指望他們有大破大立的視野與解決方法。
我聽到周邊許多人在嘆氣,在悲觀。
我很少回應。
不是不悲觀。我的看法是: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繼續下去,我們根本就是滅亡在即——不論是國家還是環境。
但我也因為悲觀而相信必須樂觀。樂觀於相信我們還是可以改變這些跡象的走向,樂觀於我們可以改變未來。
最開始,只是一些信念在支撐我。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,歷經動盪、無數人的奉獻犧牲,在台灣大家又付出這麼多時間和代價,才熬煉出今天的民主局面。現在說是因為一個個民選的政黨人物有負所託,因為他們的私利、偏執、無能,就要導致這個國家的滅亡,無有此理。
後來,兩年的學習與成長之旅,讓我更有了真正樂觀的理由。因為我見識到什麼是台灣的真正生命力:台灣的公民覺醒與行動。
我觀察一些公民行動,和主事者交往後,得出這麼一個結論:每一個無能的政府官員,每一個無知的決策,都在民間培養了相對應的異議者。政府固然靠著資訊不對稱的優勢而仍然佔有一些上風,但是在網路時代,又是民主社會的台灣,這種優勢越來越小,越來越短。
相對於政府官員「以畏葸為慎,以柔靡為恭」的特質,這些民間異議者,雖然一個個沒有什麼大的組織規模,許多人更是單兵作戰,但最大的特點就是大家充滿熱情。可歸因於政府不當決策、推拉拖延而造成的一次次社會事件,一方面使大家付出痛苦的代價,但另一方面也成了滋育、刺激這些人茁壯、行動的養分。
這些人,有的還是有自己傾向支持的政黨,但是已經不再迷信於救世主;有的不再信任國、民兩黨的任何之一,決定要走出第三力量;有的更完全拋開政黨的意識,先行開展自己相信的行動。
台灣的未來,可將因為這些新生的公民覺醒與行動而改變。但這些能量還在新生階段。到底這些能量會及時整合,成為推送我們升空,遠離毀滅的火箭?還是各自綻放,只是我們在毀滅之前看到的一些美麗煙火?
因此,今天台灣來到了恐懼與希望總和的一刻。而我們所剩的時間不多了。
我聽過最悲觀的看法是,這時間將不超過五年。但我願意樂觀一些,相信最多二十年內,我們可能目睹自己的滅亡,但,也可能,目睹自己的新生。
決定滅亡還是新生的,除了我們的希望、意志和努力,最重要的就是時間。我們在和時間競賽。
現在許多問題我們看不出解答,但是只要我們開始正視、努力,時間會是最公平的顯示者。所以我們要盡力拉長可以努力的時間,更不能浪費任何可用的時間。
我曾經認為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寫這一本書。但因為許多問題緊迫無以復加,而二○一六年馬上要到來的選舉,對未來的影響又是如此關鍵,所以我決定提前出版,即使有些說明可能還不夠周延。
◎
基本上,寫這本書,我是在記錄這兩年自己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與思考,加上收集我訪談許多人而得到的各種恐懼與希望。
我整理這些恐懼與希望的關聯,也提出我的體會和建議。
共有三個部分的內容。
第一部:〈恐懼的總和〉。
我整理了一些我看到的危險:
不論誰執政,都要面臨已經崩潰、無從運作的政府。
沒有下一棒可以跑下去的經濟。
我們在拚命遮擋年輕人的希望。
我們樂於把環境和資源破壞到無以復加。
偏偏,核廢料的累積,已經超出了可能隨時毀滅我們的臨界點,而許多人寧願視而不見。
至於深刻影響我們的兩岸政策,國民黨和民進黨事實上都是盲目地欠缺第一哩路,而不是最後一哩路。連服貿協議,都還是一顆未爆彈。
第二部:〈希望的總和〉。
相對應於恐懼,我也看到希望:
新時代的「協作」特質、全球化特質,在台灣推動三種人才出現。
一些敢於告別過去,推動新產業的範例出現了。有年輕人在亮出台灣前所未見的銳氣,有中年大叔在創造世界級的夢想,還有更大年紀的人在示範我們面對能源的新立場。
更多的年輕人,以相較於五年前高出六倍的人數、難以計量的熱情,投入各種社會運動、公民運動,親身實踐也呼朋引伴地改造自己的社會和環境,創造自己的未來。真正是風起雲湧。
急統和急獨都是在用哈哈鏡看對岸,不是過度誇大了對岸,就是過度渺小了對岸。而我們實際需要的是一面鏡子。善用鏡子,我們會發現,面對對岸,其實就是面對我們自己靈魂的三道試煉。通得過這三道試煉,我們就可以脫胎換骨。
並且,我們的憲法時刻到了。癱瘓的政府必須從根本上解決,由公民而不是政黨發動的修憲的時刻到了,也是每個人需要參政的時刻到了。
這些希望,讓我們相信台灣可以從險境中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。
第三部:〈Case Study:一段公民行動路線圖的解析〉。
開反黑箱服貿第一槍的時候,我像是在黑夜的濃霧之中。不知道究竟在發生什麼事,更不知道接下來的去向如何。但是逐漸地,因為聽到回音,因為聚集了同伴,因為大家的分工合作,我們撐到了可以看到一點天色,摸清一點周遭。
之後,我們看出方向。有了方向,再定目標。有了目標,再定進程與時間。有了進程與時間,再定方法。這樣,事情逐漸往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。
在這個過程裡,從一開始,我就知道:要相信筆的力量。隨著時間推進,我更越來越有計畫地使用自己的文字,當一種火力。
每篇文章發表,我都仔細觀察彈著點,再設定下一篇文章的方向。或者,自己發動一次攻擊;或者,支援同伴的前進;或者,先停止不動。
因此我整理了一些發表過的文章,每篇都加上「寫作背景」,說明寫作當時的動機和著眼點,也加上「後續發展」,說明這篇文章後來發生的作用。
台灣接下來各方面的改變,都需要公民行動。公民行動都需要論述,需要文字的闡述,需要相信筆的力量。
我希望把我自己反黑箱服貿的這段經驗提供出來,當作個案分析,給大家參考。
◎
很多人聽了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這個書名,都問我:我們的四周不就是海洋嗎?難道不是嗎?
地理條件上,是。但是在心態和認知上,我們不是。
各種原因,使得台灣明明在海洋之中,但是卻長期背向海洋;使得我們忘了面對海洋該有的冒險探索,而只固守小農耕作的保守心態;使得我們身處豐饒之中,卻看不清自己的資源,反而一路製造越來越大的破壞,終致深陷困境,甚至絕境。
不論面對真實的海洋,或是面對心中的海洋,我們都需要重新審視自己、四周、資源、世界,然後在其中找到新的位置和機會。
今天很多人都在說我們到了一個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。我還要再加一句:今天也到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是大推理家,每個人都是N G O(公民行動組織)的時代。
當個大推理家,我們應該對所有之前累積下來的謎題與難題,不要感到憤怒與恐懼,而是心存感激。
當個N G O,則要倡導議題,呼喚並聯合大家一起行動。
所以,如果我們當真認清台灣的四周是海洋,海洋才是我們的生命基因,那我們就要敢於和過去不同,敢於和對岸不同,敢於在險境中開創新的未來,用二十年時間脫離滅亡而新生。
◎
狄更斯《雙城記》的開頭,應該是為台灣所寫的。
的確,這是一個最黑暗的年代。
但,這也是最光明的年代。
《易經》的鼎卦,有一句話:「君子以正位凝命」。對這句話,有註解這麼說:正位,是「不使之傾」;凝命,是「不使之渙」。
在自己的國家可能傾圮,人心可能渙散之際,我們每個人都要行動。正位,不使之傾;凝命,不使之渙。
當別人只能倚賴明君出世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之際,我們卻可以由一個個公民來行動,這是何等豪氣。
我們應該微笑一下。
台灣的四周,是海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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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愛情,沒有任何事情像閱讀這樣讓我們覺得遲來的開始也可以如此美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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