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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9月22日 星期二

台北到北京的距離有多遠:台灣「甜美」的這個特質,還能管用多久?路怡珍

下午時分,飛機在北京首都機場跑道上滑行。我一手把紅筆圈得亂七八糟的資料塞進包包,一手找台胞證,1%興奮,99%慌亂。我旁邊坐的是伊能靜,她在用微信跟經紀人溝通要不要接活動,好像也找不到東西。我確定我們兩個不是小小機艙裡唯二的台灣人,她在北京有工作,我則是飛來主持TechCrunch的北京站峰會,我看到有更多努力的台商在闔上電腦,拿手機跟當地的夥伴聯繫。

我希望我接下來可以寫出司機直接載我去Conrad樓頂酒吧這種香豔的細節,但我不能,我不敢,我怕我沒有準備好。TechCrunch是目前全世界報導科技、新創、融資、產業潮流最全面也最領先的媒體。科技圈創業的人會知道,自己的公司如果被TechCrunch報導,這間公司不僅代表了一定的行業指標,也等於是一個公司的里程碑。

而TechCrunch北京站的嘉賓名單,不論我看了多少次都覺得胸口有一點悶悶的,Google大中華區副總裁,Qualcomm的資深副總裁,500 Startups創建人戴夫.麥克魯爾,Leap Motion執行長麥可.巴克沃德,搜狗執行長王小川,真格基金╱新東方創始人徐小平,《創業的國度》作者索爾.辛格……等,兩整天排得滿滿滿:他們的文化脈絡不同,語言不同,來到這裡的期待也不一樣,要把他們緊密地貫穿起來真的不容易,所以一下飛機,我就直去主辦單位辦公室和他們開會,想抓緊時間準備。 
*Leap Motion Inc. 是一家製造和銷售電腦硬體感應裝置的公司。類似於滑鼠,其裝置支援利用手掌和手指動作來進行輸入,但無需手部接觸或者觸摸。使用高階的動作感應專利技術進行人機互動。
第一個讓我驚訝的細節,是主辦團隊非常年輕:10多人,20歲,辦5000人的活動,接待世界各地飛來的科技嘉賓。架網站、拉贊助、設計動畫、公關合作,從零開始,他們挽起袖子就動起來。他們熱愛科技、也愛科技代表的意義,因此一個月來不眠不休。
台灣認識中國年輕人的這一面嗎?

我每天看到的新聞,最多的是上海地鐵裡有女生拿鞋子丟人,北京大街上有元配甩小三巴掌,但這種資訊對兩岸競爭究竟有什麼意義?而如果我們的眼睛停留在這裡,要怎麼知道雙方差距有多少?

我在主辦單位辦公室開會的時候,我感覺到自己心跳很快,那是心虛的心跳,我知道我20歲的時候沒有他們這麼優秀、這麼獨立、這麼能動。幾張桌子併在一起,一間共享辦公室,電腦一開就專注工作。我20歲根本還不知道TechCrunch是什麼。活動辦已經在水準之上,CNN北京分社採訪主任傑米.佛洛克魯茲也看到他們的才能,他在會議結束後親自跟團隊交換名片。

第二個讓我驚訝的是現場的創業競賽,我看到了無人機Drones的改良,看到視覺搜索特惠價格、手指隔空操作螢幕、智能項鍊記錄你頸椎的健康程度,或10秒鐘完成居家裝潢的設計圖的App等。60多隊的參賽隊伍,有的研發,有的著重服務,想像力和技術遍地開花。當中有許多許多是來自於台灣的新創隊伍,能夠在異鄉看到台灣發亮,實在讓人非常振奮。

我發現這些團隊創始人非常積極自信,英文再不好,拉著TechCrunch的營運長就直接換名片,抓著Sequoia、紅杉資本、戈壁、Crunchfund的人,在會場走廊都在pitch(投售)。要知道,這是世界頂級的種子基金和創投,名稱講出來都讓我倒抽一口氣,但這些中國年輕人完全「不害怕」,就算他們英文不像美國人、技術還需要時間成熟,但是他們挺直胸膛要讓大家看見。

這是個尖銳的警訊,因為英文可以變好,技術可以精良,練習就可以,但是這種「稱霸」的野心,卻不是靠練習就能得來的。國際舞台上,一次又一次,台灣人總是相對扭捏、害羞、謙讓,於是乎世界的聚光燈,幾乎全部打在中國年輕人的臉上。

第三個讓我驚訝的地方,是中國年輕人的底氣。與會有一個嘉賓是中國《今日頭條》的創始人張一鳴,這個新聞聚合的產品能作到估值5億美金,整個業界下巴掉在地上都還沒撿起來,但是訪問他的一個年輕男生,在舞台上多次逼問張一鳴演算法、來源、著作權保護的問題,我在台下看著也在扶著自己的下巴。

重覆詰問可能不是最好的訪談方式,但是台灣「甜美」的這個特質,還能管用多久?而在訪談專業上,誰能這麼有氣場地問出尖銳的質問呢?更何況考量兩人年紀、資產、頭銜的巨大差異。中國的邏輯是:我絕不自我設限,舞台上我們都是王,就算只有10分鐘,下台之後,你是你5億美元企業的執行長,我回去念我的大學。這個心態,我在每一場訪談都可以看見,而我很佩服。

科技的重鎮在矽谷,但是我想起來他們常常說,矽谷不是一個地理名稱,是一種心智狀態。

我在北京看得到他們年輕人獨特的心智:狼性、霸氣、在詭譎的條件中,展現靈活的生存能力。台灣精緻而小眾,從電影到書店到咖啡店到科技領域,處處都是(也只有)小清新,但小清新不是一個能在商場上拚搏的心智狀態,不是拿得上談判桌的堅硬實力。
我這一代的人,中學國文都讀過〈我們到柏克萊到底有多遠?〉幾十年來,我們一直重覆地問同一個問題,以前比較的對象是美國,現在比較的對象是中國,我們問的一直都不是物理的距離,我們問的是心理上的差距,我這一次主持完兩天最大的感覺就是,差距巨大而顯著,我們快要來不及了。

所以,請你站起來,快一點地站起來、走出去,去坐下跟他們一起開會,去比較去問問題,去說話去吵架,去一起趕一篇PowerPoint,去一起合作一起競爭,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,扎實地把自己的、屬於台灣的優勢想清楚,用力並持續地發揮出來。不要只看自己的肚臍,不要每天窩在小清新的咖啡廳看韓劇聊八卦,否則就算幾年之後出了速度再快10倍的飛機,我們都到不了北京。

http://www.thenewslens.com/post/218010/




寫在之後》趕快想盡辦法站出來!

這篇文章在臉書上面發表之後,當天晚上就有許多科技媒體希望能轉載,隔天台灣的《蘋果日報》又刊登了這篇文章,再隔了幾天,各大論壇又自己加工重新編排了這篇文章,配上聳動的標題,在不同的平台和社群媒體上不停分享。

不難想像,很多人喜歡,也很多人厭惡。而一封封非常尖銳的電子郵件也進入到我的信箱。我安靜了兩個夜晚,一整個白天,還是決定應該要回應。

一方面我非常開心看到台灣科技圈的熱情,激勵我很多。另一方面,我明白有些人看完文章後,那種憤怒交加的感受,認為當我寫著北京的好,卻忘了台灣的好,我怎麼可以?!但我想說,這不是一個零和加總:一邊的優勢,不代表另一邊劣勢。

中國科技業發展快速,其中關鍵因素,就是有台灣經驗的灌注,從聯發科、富士康、鴻海、台積電到趨勢,沒有前輩的知識和實力,中國科技圈不可能起飛得這麼快。我更沒有忘記,Nvidia、Vizio這些台灣公司對於美國的影響。在這個沒有國界的時代,每一個人、每一天,睜開眼睛碰到的每一個科技裝置,裡頭都有台灣的心思和才能。這些,國際上每一個科技領域的玩家,都清楚明白。

而對台灣的創業文化,我更有話要說。多年以前,我生活當中最親密的夥伴,他就在台灣創業。他寫程式、找資金、推銷產品中間的每一步,我都在旁邊睜大眼睛看著。每一次他碰到他學長、我學長,和創業圈的隊伍中間激盪出的談話火花、看到的人才,那種熱度和能量,他跟我都熟悉:我們都很珍惜而且驕傲,而我熱愛他在的產業。多年之後,我們兩個人的生活不在同一個狀態,但透過他,我認識了台灣創業圈蓬勃的生命力,累積了科技圈的知識,對此我永遠感謝。

但是,這一篇文章,不是寫給已經在創業圈拚搏的人看,也不是寫給每一天念茲在茲,希望產品、團隊、市場更好的人看。你們不需要、也不應該浪費時間看我的文章。這篇文章是寫給還在猶豫應不應該站起來,做一些什麼的年輕人看。他可能還在念書,可能剛剛要踏出職場,可能在考慮一個合作的機會,但是他可能還在害怕:我的文章是要說,不要浪費時間害怕了,快,想辦法把自己準備好,我們可以的!這才是寫文章的目的。

作為一個在台灣出生、受教育而成長的台灣人,我能理解大家看待「北京—台北」這種雙邊競爭的緊張。相信我,那種矛盾的感受,當我站在北京會場,拿著麥克風說話的時候,顯得更加激烈。我滿腦子想的都是「這是北京,我是台灣人,我絕不能丟臉。」但我更想說,這種尖銳的感受,不該轉變成謾罵式的評論;它應該要變成別的,應該要轉成台灣最最擅長的:創新、發展和實踐應用,而且該從年輕人開始!這才是雙贏、大家都贏,台灣也能前進的結局。

書籍介紹

作者:路怡珍

這世界,從來不缺少美,而是缺少發現。
最受矚目的新生代財經科技美女主播,
分享紐約、北京、香港、台北的城市工作冒險,
以及屬於30世代的美麗與哀愁。

你與夢想,只差了一個腳步的勇氣
她看見自己的世代,有太多出不去、回不來的苦悶,她懂你的徬徨,懂你偽裝在小確幸裡的大野心,因此,她想帶你看看紐約新創團隊大膽的創意、看看香港連談感情都求快的效率、看看北京年輕人想稱霸世界的底氣。
然後,希望你能大膽跨出不一樣的一步,在最美麗的年紀,發現最棒的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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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
Part 1
我們在這裡努力著,希望被全世界看見  

台灣,30世代,美麗不少,哀愁更多

比起上個世代,我們能動力強, 不斷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, 卻越找越茫然,卻步地望著台灣以外的世界, 最年輕的人,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……

寫這篇文章時,台北氣溫低而濕氣重,我剛播完新聞下來,一邊整理稿子,一邊從臉書訊息上,看到跟我一起從小長大的朋友們,有人剛在維也納發表完大提琴獨奏會、有人從蒙古做完固沙志工正準備回到台灣、有人在北京,幫時尚雜誌封面修李冰冰的第218張照片、還有人為了圓導演夢,泡下今天的第二碗泡麵,好節省一些開銷來拍電影:那是一碗統一肉燥麵,有我們熟悉的藍色包裝,還有我們習慣的廚房的味道……

這些,都是我當年一起長大、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、一起第一次看五月天演場會的朋友。坐在教室的那幾年,其實好像不是太久以前,髮型和衣服明明全部都一個樣,還分不出來誰是誰,究竟從哪個時間點開始,生活有這麼大的分岔?

生活際遇不同,連講的語言都不再一樣,唯一一個把我們牽繫起來的共同點,就是我們都是出生於台灣、生長在台灣、永遠把台灣當成家的30世代年輕人。我們是那種在張懸拿起巨幅國旗時,內心砰砰跳地震耳欲聾;而在被甘比亞斷交時,會再默默把台灣邦交國複習一遍的年輕人。

跟上一代年輕人相比,我們足跡走得更遠:19歲第一次在曼徹斯特看到足球賽、22歲生日剛好到了曼谷最潮的夜店、email裡來自波蘭或香港的朋友互相傳的同一個好笑的YouTube連結;在《享受吧!一個人的旅行》中文版尚未問市之前,我們便迫不及待用Kindle電子閱讀器看英文版的《Eat, Pray, Love》;在風行網上搜尋《The Voice》《紙牌屋》和《中國好聲音》;如果有幾分閒錢,腦中浮現的享樂方法,從峇厘島按摩、韓國東大門血拚到紐西蘭高空彈跳……等,都在願望清單。

我們說台語、英語和剛剛學來的北京腔,書寫時繁體和簡體有時候混著用,真的寫不出字的時候會用注音想辦法拼出來;我們瘋的周杰倫在R&B裡融合著中國古典樂,第一次聽演唱會的主角五月天,在英國BBC作了專訪,被譽為「華人披頭四」—快要30歲,我們的世代,靈活而不斷游移,快速多變,追求自我的自由。

20幾歲的十年,我們能動力強,不斷在職場上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:轉換生活的城市,改換人際相處的姿態,改變專業跑道,改變情人……在還是20幾歲的時候,這些變動發生得都很自然,因為成本不高,報酬卻很豐厚。只是,忽然在某個不可考的一瞬間,盤據心思的念頭,一下從種種不同的抱負、野心、熱望,轉變成一個又一個,能具體表述出來的憂愁:

「感覺前途沒有方向感,不知道努力會不會有成果,很灰心。」
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三至五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。」
「產業衰退狀況嚴重,職位上做著做著很無力。」
「煩惱事業和感情,這個世代要兼顧兩者越來越難。」
「頭上是一群和時代脫鉤的政客,輪到我們當家還要幫他們接爛攤子。」
「財務狀況穩定不下來,無法結婚。」
「不知道要如何擁有一個有意義的生活。」

問這些當年一起戴帽子、排路隊回家的朋友,繞了一圈,說來說去,在快要逼近30歲的此時此刻,我們的煩惱有個通同性:對於未來的一大團茫然。全世界的年輕人都這麼茫然嗎?我們深夜酒吧相聚的時候,有這個想問又不敢問的問題。

我又想到了,剛剛播到的新聞,2015的6月台灣的失業率為3.71%,15年來同月最高,而薪資水準,在扣除物價漲幅之後,回到了民國87年的水準:剛好,那一年,我們國小快畢業,每個人看起來都跟每個人長得一模一樣。當時的我們,知道接下來我們面對的生活挑戰,會這麼嚴峻嗎?

這跟在新加坡、在北京、甚至曼谷的年輕人好像不太一樣。在北京,你如果抓到一個剛從北大畢業的年輕人,問他未來十年他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,至少在回答的那一刻,那個北大學生,百分百相信自己會開出一間中國的阿里巴巴來影響全世界。這個夢想,他會直接霸氣地說出來,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好笑或詭異的地方。事實上全世界也都在看,每年中國高校一口氣會有700萬名畢業生,這當中,還能再產出多少個騰訊、百度、Amazon或是Google?

在新加坡同年紀的朋友,享受相對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外,政府對於房產的規畫,也讓年輕人買第一套房的壓力不會那麼大。最新「保障房」的規畫,讓家庭月入在1000新元(約24,000新台幣)左右的上班族,也盡可能可以置業安居。我們聽不太到「因為賺一輩子的錢也買不起房子,所以乾脆留在家」的案例。新加坡年輕人的潮流是,把西裝熨得筆直的上班去,認真工作,也認真玩樂。

台灣呢?

而的確,台灣30世代,我們接觸越來越多來自於國外的刺激。所以我們留學、交換、外派,想方設法有更多與國際接軌的經驗。在機場登機門旁邊等待的時間,可能已經跟在家裡客廳的時間差不多了。殊不知,生活在台灣時,目光放在地球儀的另外一端,但好不容易到了異地,又會難為情地頻頻想起家鄉。這一瞬間,我們記得了外面的好,另一瞬間,我們又記起了外面的不好:生活永遠在他方。台灣轉變成一座圍城:裡頭的人想出來,外面的人想進去。兩邊的人,都不快樂。矛盾互相傾軋,學校沒有教這是什麼「感覺」、每個聯考機器並沒有被訓練如何應對這種情況,30歲的我們,太多問號,變得敏感纖細而不敢言說。於是在迷惑和沒有方向感的生活下,轉而追求小確幸。常常忘我地討論一集《康熙來了》,或是咖啡的溫度,或是檸檬與糖的比例,畢竟龐大的茫然與焦慮並不好征服,小確幸容易掌握多了。最年輕的人,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。

不敢言說,這個代價是:30歲的我們,聲音雜亂但沒有信仰和論述,沒有前後文,也沒有對照組;代價是,屬於台灣年輕世代的個性,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的能動力,逐漸顯得輕薄、散漫而失重。而年輕族群一旦遭到攻擊,心理焦躁感越大,八卦漫罵和批評的聲音就越大,惡性循環,雪球越滾越髒。當想及,現在30世代的年輕人,心中有著這麼多無法解釋、可能一時之間也無法解釋的矛盾情緒,那接下來台灣的面貌,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?如果再去比較,在新加坡、曼谷、北京的這一世代的年輕人,跟我們一樣年紀,卻帶著他們的篤定、樂觀、和信心繼續成長,那他們帶領起來的國家與城市,又會和台灣形成多大差距呢……我們心慌著面對向前來的劇烈挑戰,我們憂心哀愁。

但同一時間,問題其實是一個立體的球面,不是「台灣vs.世界」的兩極,而是「把世界帶來台灣,並從台灣看到世界」。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,都做了許多努力—有20歲的年輕男子在柴可夫斯基小提琴音樂大賽中奪牌,得主感謝一直低調贊助他的企業;觀光局邀請男神木村拓哉來台拍攝觀光影片,當世界頂級設計雜誌《Monocle》推出的時候,政府就曾經安排他們和台灣接軌,專文介紹台灣的人文、景色、美食。

說到紊亂的媒體現象,天下雜誌財經記者創辦的《換日線Crossing》,集結海外有著豐沛故事的才子佳人,聊生活、聊價值、聊國外工作選擇除了MBA和外商總經理,還有什麼別的。有人從哲學系畢業一路做到了國際銀行副總、哈佛高材生不當醫生而到了紐約麥肯錫打拚公共政策,只因為他心中想著台灣、想回台灣找防疫和健保補救。我們都是媒體人,我們都在一個被抨擊弱智的生態圈下日復日工作,理當對這個環境更喪志、更悲觀,但悲觀很容易,「做些什麼」是一個更難的選擇。

這樣的例子,我還可以再講出10個、20個……台灣就是這樣,可能所有的藝人都去中國大陸做實境節目了(也把髮妝師帶去了),但空閒的時候,一定還是在聊台灣的好,一定還在想念著台灣。想起台灣的美麗,同時想起台灣的哀愁。大家同時都沒有放棄,都正在找美麗與哀愁的解答。

包括我,我的朋友、同儕,都快要30歲了,馬上台灣就是我們要負責的。我看著你、你們、身邊的每一個人:結婚、升遷、照顧家人、發展事業,重心千千百百種,唯一一種不變的,就是我們愛這片讓我們長大的土地,心裡知道她的好沒有人能替代。這片土地把我們養大,而我們每一個人,都有責任,做些比自己還更重要的事。

「你跟你的事業一樣偉大;跟你的夢想一樣年輕」,我們一起做些什麼。

北京
Part 2
不自我設限的底氣

你不知道Google培養接班人的秘方

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、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, Google給他們最需要的: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。 這些人,只要有20%還留在Google裡面, 就是值得的投資;但就算80%的人外流, 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Google買走的公司……

「如果有什麼人可以贏得過我或布林或佩吉,那個人,應該在這一群人當中。」很難相像,這句話竟然是從Google的執行董事艾瑞克.史密特嘴中說出。而他口中所說的、可能會贏過他的「這一群人」,指的是Google從2002年開始執行的APM計畫(專案經理助理)所篩選出來的菁英。

這個APM的概念,是由現任創新工廠執行長、前Google亞太區總裁李開復在一次晚餐會告訴我的。他說他還在北京的時候,就幫著當時的Google副執行長梅莉莎.梅爾(Marissa Mayer)跟她所帶領的APM們交流。我們常常在討論要有更好的年輕人再教育,找出下一世代有為、有想像力的人才,或許Google的做法能夠有些啟發。

APM計畫是什麼呢?它的概念相當簡單,每年Google會選出20個最有發展潛力、幾乎是才剛畢業的年輕人,立刻安排他們每人負責一條重要的Google產品線,從Gmail、AdWords到Maps……等。此外,安排每人和一位有經驗的、資深的經理人配對,這些經理人就成為APM們可以請益解惑的導師,而這些導師也監督APM們的發展。目標是讓他們於兩年時間內,在全球各個城市盡量地實地考察或是職務輪調,從國際市場第一手直接學習。

這些APM有的「血統純正」,加州長大、史丹佛電機系畢業、大學就開始自己創業;也有的沒有科技背景,李開復回憶,一位26歲剛從柏克萊政治系畢業的女生,就是他看到的APM成員之一。APM共同有的幾個特色,一是年輕,22至27歲,可塑性極高。二是他們非常、非常的積極、充滿好奇,而且主動學習,根本停不下來。「停不下來」是梅爾最常形容APM的字眼,並且還說過,就是因為停不下來,APM跟布林和佩吉「有著同樣的基因」。

訓練APM們最重要的一環,就是讓他們在兩年內到不同的城市和國家,直接了解當地市場的需求:他們在印度班加羅爾跟一群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必須長時間照顧作物的農夫聊天,試圖理解在當地文化下,什麼服務是真正被需要的。有一天,這群APM被分組,每組人拿到100美元,功課是在限時內盡可能買到整座城市最古怪的電子商品,他們還被要求要跟當地的商人殺價,有人竟然買回得用USB充電的電子菸灰缸;他們去東京六本木、以色列特拉維夫,當然他們來到了北京,試圖理解中國的互聯網生態。

有一次,李開復和梅爾一起接待APM,16天的時間,APM們已經走訪了4個不同的城市,當中還有一位美國《新聞週刊》的專欄作家史帝芬.李維隨行記錄報導。梅爾親自負責行程規畫,她希望每一次會議、活動、對話都是設計精良、饒富意義,不能浪費,連調時差睡覺的時間都不可以有。有一天晚上,在吃完烤鴨後,梅爾跟APM說:「現在,你們只有兩個選擇,可以去當地的夜店跳舞,或選擇陪伴我跟開復一起喝茶。就這兩個,回去飯店房間睡覺不是一個選項。」大部分的APM後來都跟著一起喝茶,不過其中有幾位,在茶上來之前就先打了瞌睡。還有一年,李開復跟APM晚餐的形式是,李開復發表了10分鐘的講話之後,就要到每桌回答APM的問題,每個APM都可以問問題,但每上一道新的菜,李開復就要換到下一桌,回答別人的。那一天晚上李開復回答了快60個問題,菜倒是沒吃到一口。

APM的行程也包含遊戲和親身體驗。李開復曾經被要求過要請每一位Google北京的員工,一人帶著一個APM到一個「特別」的家庭裡用晚餐。這種特別的家庭可能是:全家人都沒有用電腦的習慣,根本不了解什麼是「互聯網」;或是另一種極端,全家都是競爭對手公司產品的死忠擁護者,在這些情境裡頭,要怎麼進行晚餐是很特別的考驗。還有一次,APM們一人拿到1000元人民幣,全部被丟到中關村,看看他們在限時之內能買到什麼「寶物」,誰最會殺價等。有人竟然買到了山寨版的迷你小iPhone,大小是iPhone4的一半;也有人買到了手機投影機,只要帶著手機,影像就可以被投射出來。對APM來說,最真實的學習,發生在這些最真實的互動和談話中間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讓APM親自到不同國家,重點就是要了解不同文化,因此策略上,可以完全不用同意,甚至推翻總部的規定。例如,總公司政策是不允許上電視推銷產品、刺激流量,總公司認為要做,就要在互聯網的渠道做,針對鎖定的目標觀眾傳播。但是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是,知識分子少,草根群眾多,大眾還是透過看電視來獲得資訊,因此行銷如果從互聯網開始做,效果反而不大。李開復為了證明這件事,還特地組了一隊「Google精英隊」,上了湖南衛視的一個紅牌節目《天天向上》,這是一個在中國非常受歡迎,討論禮儀和輕鬆話題的綜藝節目,台灣藝人歐弟還是主持人。李開復希望能夠用新的方法拓展品牌印象,後來事實證明刺激出巨大的流量。

即便是李開復離開Google之後,梅爾還是常常要他跟APM說話,李開復發現他們感情也變得非常緊密,這對公司、對他們自己的人生,都是十分有助益的事情。這些年輕APM,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在計畫結束後五年還待在Google。但是透過這樣的計畫,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、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,Google給他們最需要的: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,並且透過信任的放權,讓他們一畢業就挑起重擔,擔任重要產品團隊的經理人,這等於又給了他們實戰經驗。各方各面都訓練他們迅速成為領導者。這些人,有人後來帶領發布了Google Maps,有人後來帶領價值數百萬美金的AdWords再創下新高,成績斐然。梅爾當時跟我說過,APM只要有20%還留在Google裡面,對Google來說就是好事,但就算80%的人外流,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Google買走的公司。


整個計畫的設計,放在今天來看,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。我們為什麼要大量的跟國際接軌?為什麼要盡可能走出去?因為這是我們最快貼近市場脈動、同時自我發展的捷徑。最聰明的畢業生在進入Google後被這麼訓練,是有它的原因的。整個APM計畫的負責人傑夫.佛格森說過:「到現在,只要給我五秒鐘,我就知道申請者是不是一塊APM的料。」他只要五秒鐘,就能判別一個年輕人有沒有可塑性、積極度,以及適當的心理素質能自我成長,最終才有潛力成為偉大的領導者,進而改變世界。而這種人,就是艾瑞克.史密特說的「可能會贏過他的人」。期待各行業、各國家都能從APM的計畫當中學習取經,讓下一世代的明星遍地開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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