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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9月5日 星期一

去大陸、東南亞工作除了機會和勢利的那面外,還有各種生活的成本、婚姻維繫的成本、小孩教育的成本、健康的成本等

4段告白 天平兩端的抉擇
作者:李雪莉採訪整理 2015-12-08 天下雜誌587期


面對不可逆的留守趨勢,這裡頭牽涉的,是離開的那一方、留守的一方、留守的兒童,以及鼓勵人才追夢的獵人頭,他們的心情與體悟是什麼?他們如何在有限的選擇中,活出進擊的力量?
  

告白1 38歲.男.許沛菘.在中國工作5年

生命無常,我選擇回家

六年六班的許沛菘,身高一八○公分,是個美式足球的好手。一歲半的女兒和他的太太怡露,在他身旁都感覺嬌小。在香港、上海工作了五年,他今年初決定回家,當妻子罹癌、女兒認不得父親後,他突然意識到幸福是很脆弱的。於是,他做出了抉擇……

我從事醫療器材代理,當時工作約十年,薪水四萬八千台幣。在醫療界,全是代理商充斥的環境,因為原廠不來,也很難有高階的職位。當公司無法成長,前頭的老人不走,我們就要想別的辦法,去做東南亞、大陸或歐美市場。

我認為,人會朝高薪的工作去是天經地義,我們都不想離家背井、拋家棄子去大陸。不是說大陸不好,而是台灣才是我們的家;但台灣的環境已沒有辦法讓三十多、四十多歲的人出頭,那我們只好去別的地方。


二○一○年我到香港,底薪兩萬兩千港幣(約九萬四千台幣),但在香港,那樣不太夠的。我從零開始,慢慢從分公司做起來,待了兩年後,被公司調去上海,薪水又翻倍。

我比較晚婚,二○一四年太太懷孕,本想讓她一起搬到上海生活。沒想到,那年三月十九日,我太太檢查出有乳癌。太太告訴我,她一個人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,崩潰一直哭,哭完才打給我。

而那時我在上海打球受傷,眼睛需要開刀,不能搭飛機。於是,我坐高鐵到廈門,搭小三通回來,那時心裡只想著要怎麼處理這件事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,上海跟台灣真的好遠喔。我十幾歲出國,到三十幾歲都一個人,而那次,是我人生感覺到最無助的時候。

太太進一步做超音波時,發現癌細胞轉移到肝臟、骨頭,那天,我崩潰了在床上一直哭。

醫生建議我們讓孩子早產,三十一週。那時我在開眼科的刀、太太也開刀、女兒住保溫箱。我們還堅強地開玩笑說,一家三口都在醫院,有沒有團購價。

那段時間像在坐雲霄飛車,上上下下。我回到上海復工,每三週回來一次,每天打電話,但真的就是下班回來,坐在那邊看電視,看得很悶,沒有人分享你今天的喜怒哀樂。而上海的冬天又特別冷,緯度比較高,常常回家的時候天已經暗了,很空虛啊。

「那個男人又回來了」

我的痛點是,小孩滿週歲時,我們辦了一個生日派對,可是孩子對我感到陌生,她的眼神好像在對我說,那個男人又回來了。那時候我會擔心抱小孩,怕孩子不認得我,我滿心碎的,這會讓一個爸爸很難過。我說,我是提款機,起碼妳也來按一下嘛!

在太太化療的過程,我們以前天真地認為,化療癌症這事可以解決,所以當下沒有決定要從上海搬回台灣。但結果真是一個馬拉松,我們治療一整年後,醫生說有進步,但要繼續。我想,老婆需要我的支持,孩子也需要我在身邊,這些是我最後搬回來的原因。

最壞就這樣,還有什麼過不去?

當我換環境後,我就不再去考慮我犧牲了什麼,事情經常無法對等地在天平上衡量。回台灣會不會覺得放棄舞台很可惜?不會,因為舞台還是在那,想回去時還是可以回去,只要找對機會,隨時都可以。我們可以台灣為基地跑大陸、東南亞,這也是在大陸不會有的,如果要追求國際化,我有更多的機會。

當然我也擔心未來沒辦法回到當初的位置與舞台。但我認為,夠努力或許還有機會,曾經建立了一些人脈關係是在的,同行都還有聯絡,但如果超過三、五年後,會真的很困難。

我相信業界裡面一定有人會說,「他就是在那裡做不下去他才離開的」,但是最起碼我的同事們支持我的決定,也了解我家裡的狀況,業界的閒言閒語,誰在乎,讓他們去講。

現在每天早上醒來,睜開眼看到另一半;回到家的時候,有熱騰騰的飯菜,這是很簡單很棒的幸福。以後太太康復,我們會一起過去發展。對我們來講,最壞就是這樣了,我們都走過來了,還有什麼過不去的?

告白2 38歲.女.高維甄.在中國工作2年

當我出走,老公留守……

三十八歲的高維甄,目前是中國知名時尚生活刊物《週末畫報》前四版的總編輯。兩年前,她帶著台灣十多年的出版經驗,到中國闖蕩,那時她沒想過與先生分開會變成一種煎熬。中國的軟實力急起直追之際,當女性不再是留守台灣的一方,男性能否接受隨之而來的挑戰?

我是衝動型的獅子座,二○一三年八月,我到上海面談後,談好薪酬,就決定來上班了。那時我覺得,中國市場很大,看到他們所有的雜誌都覺得很國際化,當時覺得有這機會,整體條件滿好的。而那時我在台灣的大出版社有點瓶頸,在中國的心境像進了大觀園,覺得好新鮮、想要更多挑戰。

只是我對我先生有點抱歉,他當時是在銀行負責網站設計的主管,他當初如果留下來,會發展得很好,因為台灣這一塊職位還相當稀缺。

但我那時覺得,兩人沒小孩,生活也需要變化,就做出決定。我到了上海,他則重拾廚藝的樂趣,到英國和義大利讀一年的書,是人生中難得的gap year(空檔年)。

一開始他在台灣的頭幾個月,每個月飛來看我,因為我們之前生活滿緊密的,他每三週飛一趟上海,滿花錢的,週五飛去,週日飛回。

他去念書後,上海和義大利有時差,義大利的課程需要在廚房裡實習,那時我們各自的工作量大,加上義大利的Wi-Fi很爛,我們說不上什麼話。而我第一年又要適應新環境,那時挺辛苦的。

上海是個讓人容易感到虛華的城市,一旦沒有抓到天平的平衡點,容易迷失。

有一天,我到了情緒的臨界點,就跟他說,「你快來,不然我們兩個都會完蛋。」

他就立馬買機票回台灣,在台灣陪媽媽一週後,就搬到上海了。

現在回想起來,對他這年紀(三十九歲)要到新環境、轉職都挺辛苦,也不像我是從台灣被挖過去。他現在幫一家品酒公司擔任行銷工作,之前他離開台灣時,年收入已經百萬以上,而剛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,薪資比他在台灣時還低些。

我們在哪裡,家就在哪裡

我以前沒有想過,分隔的殺傷力這麼大,後來分開的那一年,不太有時間溝通;我們再「重逢」,往回頭聊時,才發現那段時間他有多辛苦。我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,才重新建立夫妻溝通的模式。

我會建議所有來的人,真的不要分開,頂多分隔六個月,超過一年就太犧牲。除非兩人感情本來沒有很好,因為我遇過一些夫妻,是各自可以過得挺好的。

經歷這一切後,我和先生共同結論是:我們兩個在哪裡,家就在哪裡。

高維甄提供

告白3 12歲.男.潘楷允.從小父親長駐越南

再多錢 也換不來幸福

潘乃禎、潘品欣、潘楷允,一家三姊弟,都在就讀高中和國中。家人在中國與越南都有工廠,父母親很年輕時就是空中飛人,習慣國際化的生活。兩位姊妹崇拜能幹的母親,也想成為事業上的強人。而年紀最小,十二歲的楷允,則顯得戀家,他受訪時道出深刻但未曾對父母言說的心情:

我剛出生時,爸爸就長駐胡志明市了,沒什麼機會跟他講到話,所以我有記憶以來,就是跟媽媽在玩。大概一個半月到兩個月才跟爸爸見一次。我的生日都和媽媽、姊姊一起過,爸爸不在,只能用Line跟我說生日快樂。

我有問過他為什麼不能在台灣設廠,然後他就說,這個問題你長大就會知道了。我現在知道理由了,就是經濟規模太小,而且台灣土地也不夠,就算增設,台北也不知道能設在哪裡,也要到外縣市去設。

對我來說,爸爸不在身旁,我覺得最遺憾的事情是,少了親子之間的幸福,那種互動的狀況。我還記得我四歲的時候,看到別人的爸爸在跟他小孩丟球的時候,我就在想,為什麼我爸爸不在台灣,不跟我一起丟球。爸爸為了工作在外頭,有些節日不能跟家人一起,我會覺得有遺憾。

我希望爸爸趕快回來,不要碰上危險的事

他偶爾會打電話回來,說好想我們之類的。我就說,是嗎?然後跟爸爸隨便哈啦幾句,就把話筒給我媽。其實我希望爸爸趕快回來,不要碰上危險的事;有時電視在報馬航或其他航空公司墜機,我就會擔心。

以後我自己當爸爸,我可能不會到外地工作,就算到外地工作,也不會把孩子留在台灣。我不想讓他小時候就沒看見爸爸,因為再多的錢,也換不來那個幸福。

但我要對爸爸說,謝謝你去越南賺錢,供我和姊姊們讀書。

希望爸爸快回來,這樣全家才可以團聚在一起。

攝/黃明堂

告白4 40歲.男.楊士漢.從事高階獵人頭工作 12年

台灣求職者,真的很弱勢

奧雅國際顧問總經理楊士漢,是台灣高階獵人頭的好手,近年也開始著手輔導兩岸的企業接班計劃,每年外派百位台灣菁英赴中國工作。他為什麼掙扎和焦慮?當台灣企業給的條件不夠好,人才該怎麼為自己打算?

我這幾年在做企業接班的規劃,不管是任何事業群,都一定會要求人才有外派亞洲的經驗,而且幾乎都逃不掉要去中國大陸。所以,我的心情很矛盾,一方面想跟傑出的求職者們說,你今天想要成為站上國際舞台的專業經理人,對不起,就算你再不怎麼喜歡一個地方、一個國家,你遲早都要過去,差別只在你要進入什麼樣的企業、要去多久。

不管今天是在世界的哪裡,就像紐西蘭人拚命到澳洲工作、墨西哥人要到美國工作,這就是哪裡可以提供最好的經濟條件,就往哪裡走。

台灣人不能夠習慣在自己熟悉的環境或事物下成長,我們必須得拋下身段,勇於融入當地的環境,即使你再不喜歡那裡。

我的另一個矛盾則是,台灣的求職者真的處於很弱勢,很被動地接受企業所給的訊息。

人才西進的成本應重新計算

我的公司每年大約獵一百位高階人才到中國,大概七、八成沒有帶上家庭。不論是在中國幫外企或台企工作的,都很少帶家庭。

外企因為工作很辛苦,生活與工作的平衡沒有想像中好,而台灣企業更少談到對家庭的照顧。他們的思惟、對人事的想法那麼薄弱,只是想到,「喔,你要被外派到大陸,好啊,那薪水多少啊?」「每年可以回來幾次?」還有規定回來的機票必須在淡季時訂,只有固定合作的航空公司。

我其實不太敢追蹤人才過去之後,留下來的家庭和婚姻情況。一來是公私間有個界限,除非別人主動告知;但我也會很害怕他們的家庭出了問題。你問我為什麼?因為我會覺得我像個殺人兇手。

坦白說,這幾年我在做中國人才派遣,很多時候是蒙著臉在做。我是希望幫助人才得到最好的職涯發展,但我從來沒考慮過這發展是否能讓他有個完美的人生、幸福的人生。

攝/林又成

今天如果我做的每個個案,都要考慮一整個人家庭未來的幸福的話,我覺得我做不下去。

可能年紀開始大了,會想這些事。我這幾年做得很掙扎,愈來愈不喜歡做中國大陸的案例。我覺得自己像劊子手,在把台灣很不錯的人才往對岸推。

關於人才西進的成本,以往看到的是機會和勢利的那面,但未來可能要讓人才看到各種生活的成本、婚姻維繫的成本、小孩教育的成本、健康的成本等,這些其實也許可以估算出來。在薪水之外加上一個過去看不見的成本,一個實際的數字,我想是很有趣也重要的,也能幫助人才做抉擇。(英文版同步上線www.cw.com.tw/english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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